在中國古代歷朝皇帝中，用千古一帝來冠名秦始皇嬴政，想必是最沒有爭議的事情。論及秦始皇的功績，統一六國，結束割據戰爭；建立中央集權王朝，設立郡縣制；車同文、書同軌；北筑長城，南征百越等等。不過，功過也是相對的，焚書坑儒成為儒生和史學家攻擊秦始皇的焦點。那么，秦始皇統治時期的焚書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針對“焚書坑儒”這個說法，也被稱呼“焚詩書，坑術士”。在西漢之后，通常被固定為“焚書坑儒”。根據史料記載，該事件發生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不僅焚毀了大量書籍，而且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西漢劉向《〈戰國策〉序》曾記載道：“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

那么，焚書坑儒的起因是什么呢？在筆者看來，主要原因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戰國時齊國的博士，當時秦朝的仆射淳于越反對秦始皇的郡縣制。在淳于越看來，秦朝在管理地方應當遵循周朝的分封制，而淳于越的看法遭到好兄弟李斯的責難。不僅如此，李斯還向秦始皇建議禁止百姓以古非今，尤其是避免文人們以私學誹謗朝政。由此，不少人認為主張焚書的是丞相李斯，而非秦始皇嬴政，主張坑儒的也不是嬴政，所以，問題應是，秦始皇為何支持焚書坑儒。

另一方面，術士侯生和盧生利用嬴政急于長生不老的念頭，打著為秦始皇求取仙丹的幌子，騙取朝廷的豐厚賞賜。尤其是東渡日本的徐福，更是張羅著為秦始皇到東邊的仙島上尋找仙藥，結果到了日本就沒有回來過。更讓秦始皇無法忍受的是，這些方士術士竟然背地里誹謗疾風秦始皇，被始皇察覺后亡命而去。而以上兩件事，前者引起了焚書，后者也就導致了坑儒（包括術士方士），也即焚書坑儒。

不過，說到焚書坑儒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雖然商鞅車裂而死，但是商鞅所立之法卻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所以，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里，秦始皇對法家思想，態度上肯定是欣賞的，行動上肯定是踐行的。尤其是商鞅令人詬病的法家思想，更是被韓非子和李斯發揚光大。丞相李斯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也被秦始皇所接受。與此同時，之前在分裂時期散漫鬧騰慣了的六國儒生妄圖左右秦朝統治階層的輿論風向。察覺到統治根基受到威脅的秦始皇、李斯，明白從思想上教化儒生已經是不可能了，唯有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了，在這里，筆者認為坑儒，除了坑殺儒生和術士外，還包括法家之外的其他學派人士。同時為了防止后世出現千千萬萬的后來者，那就讓思想的載體——書本灰飛煙滅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暫的秦朝滅亡后，西漢的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統治策略。由此，在秦朝被嚴重打壓的儒生，如雨后春筍般生長壯大。更為關鍵的是，儒家在中國古代朝廷的地位，就此一路走高。由于史家也算是儒學的一個分支，太史公在《史記》中，不免對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事件增加主觀性的描述，而這無疑加重了后世對焚書坑儒的誤解。

最后，總而言之，焚書坑儒在目的上和獨尊儒是具有一致性，都是為了加強思想文化的控制，從而穩定秦王朝的統治基礎。不過，因為實施過程明顯殘暴、激進，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甚至可以說，焚書坑儒背離了秦始皇和李斯的原本政治意愿，加快了秦王朝的滅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