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攻戰(zhàn)不休的朝鮮三國，唐朝一開始采取了斡旋調解的政策。

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唐太宗借三國使者赴唐朝朝貢之機，分贈朝鮮半島三國國王以璽書。在給百濟王的璽書中這樣說道：“朕已對王侄及高句麗、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許緝睦。王必須往彼前怨，識朕本懷，功篤鄰情，即停兵革。”

百濟與高句麗佯稱順從，卻并未停止對新羅繼續(xù)用兵。

公元642年（唐貞觀十六年），有“海東曾子”之稱的百濟國王扶余義慈聯(lián)合高句麗再次進攻新羅，奪其城四十余座。后來又奪取了新羅戰(zhàn)略要地棠項城，從此阻絕了新羅向唐朝進貢的陸地通道。

新羅向大唐朝廷告急。

但此時的唐太宗正進行西北戰(zhàn)事，面對新羅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帶著勸和詔書前往百濟進行口頭警告。百濟依舊我行我素，又乘機攻占新羅十幾座城池，并且不再向大唐進貢。

直到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濟才又重新開始向唐朝派遣使節(jié)覲見，再次表示臣服。而唐朝對百濟飄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已不再信任。

唐高宗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在發(fā)給百濟國王的詔書中毫不保留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姿態(tài)，他要求百濟國王立即停止對新羅的軍事行動，并立即把原新羅國土歸還該國：“如百濟國王決意對新羅繼續(xù)采取軍事攻勢，朕將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內的聯(lián)合部隊，經(jīng)由遼地深入百濟。對于事件后果百濟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后悔！”（“任王決戰(zhàn)，朕將發(fā)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后悔！”）

然而，百濟王廷上下嚴重低估了對大唐的國家實力和戰(zhàn)斗意志。他們認為高宗時代的唐朝雖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級階段建設，處于國力上升階段，但仍沒有擺脫被動處境，認定這個龐大帝國在可以看到的將來仍會繼續(xù)韜光養(yǎng)晦隱忍下去。而且，從地理上來看，百濟與唐朝陸路不通，兩者之間隔著唐朝一直沒有平定的高句麗割據(jù)政權，而于海路而言，兩國隔海相望，今天的黃海對于7世紀的人類來說是一道難以從容逾越的天然軍事屏障。百濟王廷沒有認真對待唐朝的警告，依然故我。

（圖）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字為善，唐朝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

公元655年，即大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濟與高句麗再次達成戰(zhàn)爭默契，從西、北兩個方向夾攻新羅。

新羅局勢再次緊張，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權告急。

唐朝這次放棄單純的口頭警告措施，立即做出實質性應對。高宗派出“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wèi)中郎將蘇定方發(fā)兵擊高句麗”，試圖從陸上減輕新羅的軍事壓力。

唐軍兵力不多，以致高句麗低估唐朝戰(zhàn)爭決心，“見其兵少，開門渡貴端水逆戰(zhàn)”。在這場戰(zhàn)斗中，驕傲輕敵的高句麗軍隊被唐軍“大破之，殺獲千余人”。

但對于唐朝來說，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沒有達到預期的戰(zhàn)略意圖，新羅危機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高句麗軍隊對唐軍的輕視，基于它認識到唐朝戰(zhàn)略重點還在西北方向。

公元660年，即大唐高宗顯慶五年，唐朝在西北的軍事壓力緩和下來。這年正月初二，蘇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亂凱旋，唐高宗在乾陽殿召見。

3月，百濟繼續(xù)以高句麗為屏障，多次發(fā)動對新羅的壓倒性戰(zhàn)事。新羅王金春秋無計可施，只得通過多種渠道再次向唐朝中央政府派來求救信使。

3月12日，唐高宗決定集結重兵一舉改變長年不穩(wěn)的東北局勢，以“左武衛(wèi)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驍衛(wèi)將軍劉伯英、右武衛(wèi)將軍馮士貴、左驍衛(wèi)將軍龐孝公，統(tǒng)兵十三萬，以來征。兼以新羅王金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將其國兵與之合勢。蘇定方引軍自城山濟海，至國西德物島。新羅王遣將軍金庾信，領精兵五萬以赴之”。

由于在此前數(shù)十年，唐朝的戰(zhàn)略重心一直未能轉移至東北亞地區(qū)，而新羅憑一國之力，應對高句麗、百濟以及日本三國壓力，苦撐局面，大多數(shù)時間處于被動挨打地位，已淪喪大片國土。在公元660年的這次戰(zhàn)爭中，唐朝派出十三萬大軍援助之時，戰(zhàn)場前沿已在百濟、新羅兩國間犬牙交錯。大唐高宗認為有將百濟、新羅整合為一個統(tǒng)一戰(zhàn)區(qū)的必要。

在這次軍事安排中，新羅國國王金春秋負責集結、整合本地武裝，在軍階上稍低于“行軍大總管”蘇定方，是為“行軍總管”，蘇定方與金春秋實為百濟戰(zhàn)區(qū)總司令與副總司令。

（圖）大唐征高麗百濟

此前，在高句麗與百濟混戰(zhàn)時代，由于高句麗對百濟形成巨大軍事壓力，百濟首都步步南遷，先從慰禮城遷都熊津城，后繼續(xù)南遷至泗沘城。泗沘、熊津兩城變?yōu)榘贊鷩臇|、西二都。泗沘這座“最后的都城”依山而建，地勢險峻，下臨白江濤濤天險，城內約有人口“萬家”。

公元660年（唐高宗顯慶五年）5月，新羅王金春秋親自率兵出京城（今韓國慶州），6月到達今天的仁川以東數(shù)十公里的地方，一待唐軍自山東半島發(fā)兵登陸朝鮮半島，戰(zhàn)機成熟，兩軍將發(fā)動聯(lián)合軍事行動，一舉挫敗百濟。

蘇定方率部在6月下旬，到達今天的仁川附近，與新羅太子金法敏約定：唐朝中央軍由海路，新羅地方軍由陸路，于7月10日在百濟南部會合，圍攻百濟王都泗沘城。

面對十八萬唐羅聯(lián)兵，慌亂之中的百濟王廷組織力量在白江口處和沉峴（今韓國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擊。

唐軍方面，蘇定方部署兩支部隊，順利擊潰前來阻擊的百濟先頭阻擊部隊，直撲泗沘，并于距泗沘城數(shù)十里的地方與百濟國主力部隊展開角逐，唐軍大破敵陣。由于新羅軍一度受阻，唐羅軍隊會師時間比預定時間晚了兩天，蘇定方大怒。但這一歷史小細節(jié)并沒有影響整個戰(zhàn)爭進程，唐羅聯(lián)軍集合之后，開始部署陣地合圍泗沘。

（圖）高句麗墓葬－壁畫

第二天，即7月13日，曾經(jīng)從新羅手中奪取洛東江以西大片領土的百濟國王扶余義慈棄都乘夜遁走，逃奔至另一重要城市熊津城。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機自封為王。

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尚在城內，他害怕扶余泰對自己下毒手，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率先縋城向唐軍投降。四圍重兵壓城，扶余文思的投誠行為瞬間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又有百濟方面多名軍政要員出城請降。

唐羅聯(lián)軍總司令蘇定方不僅是一名盛世悍將，且足智多謀，他通過凌厲有效的政治攻勢，成功策動城內士兵，城中尚未有唐軍一兵一卒，城頭卻出現(xiàn)了一面隨風飄揚的大唐旗幟。

以扶余泰為核心的城內頑抗力量的意志被徹底瓦解，泗沘城門洞開，扶余泰領百官請降，泗沘城陷落。首都失陷，百濟在名義上已經(jīng)亡國。

7月18日，百濟國王扶余義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部隊自熊津城請降，之后百濟各地的軍政首腦順應國王意志，紛紛向唐朝臣服，并主動向進駐泗沘的唐軍送糧送款。

百濟大局已定。

在百濟王族出降之時，受其蹂躪多年的新羅軍長吐一口百年怨氣。新羅太子金法敏更是報了背負了20年的國恥家仇，他責令百濟太子扶余隆跪于自己的戰(zhàn)馬之前，并且厲聲唾罵：“向者汝父枉殺我妹，埋之獄中，使我二十年間，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

作為亡國太子的扶余隆，“伏地無言”。

自3月10日高宗皇帝下發(fā)遠征百濟詔書，至8月12日平定捷報抵大唐京城，前后共計五個月時間，割據(jù)海東近五百年的朝鮮古國百濟在須臾間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