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是北宋時期宋祁、歐陽修、范鎮、呂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記載唐朝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二十四史”之一。

優點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

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

《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著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

《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歷法，特別是保存了歷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歷》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歷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

《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后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

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認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書》作者批評《舊唐書》“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所以在《新唐書》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進行所謂“忠奸順逆”的褒貶，并在《舊唐書》的類傳的基礎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類傳，又將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新唐書》修成后，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

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征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致越有利于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

其實，關于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盡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于書局，并為各編修官所熟記。

據《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祐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征明等轉相引錄。

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復，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后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后期人物立傳，采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志、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于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采用了小說、文集、碑志、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采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采摘之列。

缺點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詞匯，如“猬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后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于《舊唐書》。

歐陽修與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見，故《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玄奘、一行在《新唐書》中無任何只言片語，無以反映盛唐時期的佛教風采。韓通因反對“陳橋兵變”，《新唐書》無立傳。韓愈曾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僅止于縣尉，無奇偉之事跡，《新唐書》竟收此“諛墓之文”。《新唐書》雖列有《兵志》，卻很空疏，例如《新唐書·兵志》記載：“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后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議論不明，于史實亦不符。

《新唐書》大量采用筆記、小說，形成不少錯誤，《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批評《新唐書》“拾取小說私記，則皆附著無棄”，“徒繁無補”。王觀國《學林》卷五“霓裳羽衣曲”說：“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

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本紀〉、〈列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唐書》則刪削得索然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