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男人就離不開女人，連捉對廝殺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掄起膀子耍大刀的義和團拳民，無論是在傳說的“神話”還是在現實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從某種意義上講，義和團其實挺忌諱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說他們都是零件齊全而且年輕力壯血氣方剛的男人，理應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們什么都沒干過;在村里的時候，于莊稼妞秋毫無犯，進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連對他們為之深惡痛絕的洋人和教民，也沒有過這方面的“戰績”。義和團是用法術包裝起來的農民武裝，按他們自己的說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術失靈，還會遭到天譴因而大禍臨頭。因此雖然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們也能規規矩矩的。不過，糟就糟在雖然義和團一女不染，但他們的死對頭洋人和洋教卻邪門得厲害，專門喜歡用另一種法術來破義和團的功夫，這種邪門的法術又往往與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關，于是義和團的隊伍里就有了“紅燈照”、“黑燈照”以及“沙鍋照”。紅燈照是由年輕的女孩子組成的，黑燈照據說是由結過婚的婦女組成的，而沙鍋照最神了，由寡婦們組成，據說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似乎還沒有發現紅燈照們直接參加戰斗的事情，在這方面，她們顯然沒有據說是以她們為榜樣的女紅衛兵們神勇。也沒聽說過義和團讓自己這邊的女人在陣前脫下褲子，讓敵人的大炮啞火(這是見于魯迅的保姆阿長所述的太平天國事跡)。見于記載的跟戰爭有關的，只是說紅燈照有一種特殊的本領，可以扇著扇子飛起來，一直飛到外國去到敵人后方搗亂，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況下，似乎只要紅燈照黑燈照們存在就可以了，與義和團有關的女人們只要坐在家里，不梳頭不洗臉連裹腳布也不洗就可以讓洋鬼子的腦袋落地。義和團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黃蓮圣母”(類似的圣母還有一些)，現在許多作家甚至學者都將她看成紅燈照的首領，其實簇擁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組織的頭，只能算是義和團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時人經常看見一千轎夫用八抬大轎抬著她招搖過市，幾隊手持洋槍的拳民排開儀仗--威風得緊，在當時連頭品頂戴的直隸總督裕祿見她都得誠惶誠恐地下跪。

據說她有本事身體不動而元神出竅就將洋人大炮上的螺絲擰下來，好讓這些大炮全成廢物，為此她經常會向人們展示一小包不知道從哪里弄來的螺絲釘。威風而且本領高強的黃蓮圣母出身卻有些曖昧，據現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兒，一向在天津衛操著神女生涯，而且不屬于地位高的那種，只能在船上混混。

當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這種農民起來鬧事的時候，越 是卑賤者也許越是有出人頭地的可能。然而，義和團的拳民們將林黑兒捧上了天，并不是因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賤污穢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在它的原始時代大概都有過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現象，人們對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種夾雜著恐懼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國人當然也不例外，即使在進入長期的文明時期以后，依然存有這種心理的殘留，一遇到危機就會以各種形式顯露出來。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術和自己拉起紅燈照隊伍，進而供起若干圣母，實際上是一種以神秘對神秘，“以毒攻毒”的戰略，既然義和團認為洋人在每門大炮上配了一位裸體女人，那么他們自己拉出個做過皮肉生意的林黑兒來抵敵，自然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在義和團運動中閃亮登場的女人們，雖然風光了一陣，但并沒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將農民戰爭與婦女解放相聯系的人們，如果想到了這一層，臉會不會發熱？

義和團生財之道：靠搶劫發財 殺洋人能領賞錢

這個世界上的問題，不敢說全部，至少絕大多數的問題，從本質上而言，不外是經濟問題，或隱，或現。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當中也許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從史料上來看，從義和團在這場運動中的種種實際作為來看，不難看出：義和團造反的許多參與者，在內心深處，有著他們強烈的“經濟訴求”。

舉個例子。我們首先來看看1899年義和團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擺出的談和條件是什么：

1899年冬，義和團圍攻河北省景縣宋門鎮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轄區惹出事來、影響自己的烏紗帽，急急忙忙派人過來勸說解圍。當時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Mangin)。義和團對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個條件如下：

第一個條件：洋教士要宴請義和團;

第二個條件：洋教士要請義和團看戲;

第三個條件：洋教士要到義和團的神壇來叩頭。

可見，義和團的第一、第二個訴求，都是經濟訴求：要吃飯，要看戲。吃喝玩樂。這是農村屌絲青年最常見的經濟訴求。

我們再來看看，義和團兩位知名首領的出身。

首領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業青年。

首領二：張德成。船夫出身。外國人的客運輪船把他的生意搶走了，他因而失業。這很可能是張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見，義和團的兩位知名領袖，都是“失業青年”的背景。我們再來看看，其中的張德成，最終是怎么死的，這也許很能說明問題。

天津城被八國聯軍攻破之后，張德成逃到“王家口”這個地方，并對當地一個姓王的鹽商進行勒索。那姓王的鹽商不甘心被勒索，糾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動手，抓捕了張德成，并將張德成殺死了。

義和團的這位重量級首領，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國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導致殺身之禍的，正是張德成的勒索行為。

下面，我再舉一個例子，看看義和團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來干什么的。

1900年農歷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縣，在義和團的攻擊之下，“圣若瑟會”的洋修女，帶著二十二名女孤兒，逃亡到固安縣地界，被義和團發現、并抓住了。義和團在各個農村貼上廣告，稱：“我們抓到二十二名黃花閨女，哪家兒子缺媳婦的，過來賞個香油錢，就可以領一個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義和團抓到修女之后，是將她們用來出售、牟利。

也許有人會說：義和團抓到洋人，很多情況下是直接殺死，而不是搶劫錢財。但是事實上，義和團殺洋人，清政府是有獎勵的。。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之后，北京的街頭貼出了懸賞殺洋人的官方告示：

“殺一洋鬼，賞銀50兩。殺一洋婦，賞銀40兩。殺一洋童，賞銀30兩。”

這下，各位知道義和團為什么殺洋人下手狠了吧。有獎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記錄了義和團搶劫財物的種種劣行的，并不是外國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國變”中對慈禧太后“護駕”有功的懷來縣縣令吳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叢談》里，白紙黑字地對義和團的出身和性質，下了這樣的定義：“拳匪多屬市井無賴，及被脅誘之鄉里農民”。

而史料《西巡回鑾始末》，則以多處筆墨，記載了義和團搶劫財物的事實，筆者摘錄兩則如下：

《西巡回鑾始末：遼陽拳匪滋事記》記載：“初五日，副都統晉昌親率兵拳攻打沈陽各教堂，殺害西士數人，教民數百，搶劫洋貨店十余家，揮刀切齒，舉國若狂”。

這里的文字記錄得很明白：清軍將領晉昌所率領的這批義和團和清兵，在殺死西洋傳教士之后，接下來所做的事情，就是搶劫“洋貨店”，而當時的“洋貨店”是誰開的？是中國人開的。

以下是第二則：《西巡回鑾始末：東撫袁慰帥剿匪記》記載：

“有拳匪頭目王玉振者，因與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糾集其黨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等各率黨數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竄入茌平，博平，司家營一帶，擾犯清平縣境之許莊，擄人勒贖。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竄入高唐之袁王莊。十一日旁晚，又竄入夏津之師提莊，肆行搶掠”。

這一則史料，也很清楚地記載了：義和團在山東省清平縣，依靠的是搶劫和勒索起家，搶了“許莊”，又搶“師提莊”。總之，四處劫掠。

義和團事發在北京當年，國子監的官員羅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國變記》里面，也寫下了這樣的憶述：

“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尚書陳學荼，閣學貽谷，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陳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倫翟基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

可見，身為中央官員的羅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寫下了義和團和清兵狼狽為奸，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實際上干的卻是搶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羅惇曧的筆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義和團的抄家和洗劫：

1、貝子溥倫;

2、大學士孫家鼐;

3、大學士徐桐;

4、尚書陳學荼;

5、閣學貽谷;

6、副都御史曾廣鑾;

7、太常陳邦瑞。

這還不算，義和團還將延綿幾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還放火燒屋，夷為平地。

其中，甘軍(清軍的一支部隊)士兵伙同義和團，闖進大學士、禮部尚書孫家鼐的家中，實施搶劫，將孫家鼐的兒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剝光。兵匪們還用步槍，頂著孫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銀首飾。孫家鼐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寶首飾，全都交了出來。

當年在刑部，還有一位官員名叫“李希圣”的，也寫了一篇同名的資料《庚子國變記》，在這冊資料中，李希圣還記錄了清廷高官那桐、許景澄也遭到義和團搶劫的事實：

“是曰，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幾死”。

這一類的歷史資料，實在是列舉不盡。總之，史料已經很清楚地記錄著：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不但搶劫洋人，而且還搶劫大清國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義和團連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搶不誤。

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號下所做的事情。

親歷了義和團運動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寫下了同樣的記載：當年，義和團的團員，大多來自于農村，見識不廣，他們之中許多人，沒有見過“金”和“銅”。在當時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國太古公司有生意來往的商店，名叫“聯茂號”。義和團以“勾結洋人”為罪名，將“聯茂號”洗劫一空。當時，“聯茂號”的墻上鑲嵌著許多銅牌，銅光閃閃，義和團沒有見過銅，以為那是金子，于是，他們將這些銅牌全部掀了下來、據為己有。

打著愛國的旗號鬧事，火中取栗，搶劫發財，這種事情被民間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們也眼紅了，覺得當義和團有利可圖，于是，京津一帶，象雨后春筍一般，冒出了許多假冒的義和團，并且引來了義和團首領之一的張德成的查處。

根據史料《天津一月記》的記載，義和團首領之一的張德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天津假團太多，我特來查拿。”

例如，在當時的河北易州，有一個名叫“張玉山”的人，假冒義和團、敲詐紫荊關的富戶張芝華。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平民百姓，化裝成義和團、“公”報私仇、趁亂殺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軍士兵也有穿上義和團的衣服、假冒義和團、參與搶劫老百姓的財產。

為什么造反？答案往往不在于口號，而在于實際上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