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原因有四：

1.清朝入關之初，采取了一系列緩和矛盾、取消苛捐雜稅的措施，使沿途百姓多未進行抵抗。1645年，前明降臣孫之獬因自己受到同僚排擠，向多爾袞建議重新采取剃發易服之策，多爾袞認為此時已占領北京，大勢已定，便采納了這個建議。清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645年7月8日)多爾袞下令再次頒發“剃發令”，強令異族人剃發易服，其執行口號是：“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清朝頒布“易服令”規定“官民既已剃發，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此時恰逢兵臨揚州，揚州人在史可法領導下對滿人的攻擊下的頑強抵抗，惹惱了統帥多鐸親王。

2.揚州地處南北交通樞紐位置，歷來得漕運、鹽運之利，向稱富庶地區，商業繁榮。加之揚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清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抵抗傳統，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們反抗熱情的高漲。我們不妨讀讀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靳應升《讀邗江〈錢烈女傳〉，補詩以吊之》一詩：“烈火不受塵，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視。哀此閨中秀，珍重全一恥。憶初引決時，長跪淚如此。問我軍如何？鼓啞城東圮。此時知盡節，必吾相國史。弱質雖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從容裁大義，棄身如棄屣。老親苦無兒，寧復顧甘旨。日月照其魂，潔比邗江水。”據此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領導的抗清斗爭得到揚州人民怎樣的響應與支持。

對于如此英雄的城市，對于如此富庶的地區，滿人破城后，不殺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搶奪財物不足以中飽私囊。所謂“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的誓約，早已成為一紙空文，聊欺后世而已。

3.清兵攻城付出慘重代價，有掃垢山(騷狗山)的尸體叢葬為證，有三個將領、一個貝勒的陣亡為證。由此而引起對城中百姓大屠殺的報復。

4.為進軍江南，對當地不服的異族進行鎮懾。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鐸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稱：“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這等于是一份揚州大屠殺的命令。

事實上，清兵大屠殺并未遲延數日，諸多史乘說：“從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僅是戴名世一人所記。多鐸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萬金的巨額賄賂，卻未答應他們“勿殺無辜”的請求。顧炎武所記的多鐸在南京執法嚴，不過是對那些搶了財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執法嚴，其時江寧縣就在多鐸的掌握之中，搶掠南明皇宮內的各物多半為貴重寶物，豈容士兵獨吞私沒？所引顧炎武的記載，并不能證明豫王在揚州嚴于執行“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的法令。

雖說，大屠殺“凡七日乃止”，但《揚州十日記》記為“十日”，并沒有錯，封刀令并沒有及時止住屠殺。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吳嘉紀《挽饒母》詩也說：“憶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殺人十晝夜，尸積不可數。”另一個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顧炎武也有詩說：“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十日圍。”(《酬朱監紀四輔》)這里用“圍”，不用“殺”，是因詩的押韻緣故。

關于揚州大屠殺，除了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有親歷、親睹的逐日實錄，戴名世《南山集》中的《揚州城守紀略》(到現在都被列為禁書)、計六奇《明季南略》等也有簡略的記載。《揚州城守紀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潴以避之;多為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尸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此外還有各種稗官野史的雜錄，當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憶錄，有大量的詩篇，以如泣如訴的悲憤文字作詩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寫真圖畫，以直觀的視覺形象作畫史;有同時代揚州人的話本，在歌頌史可法民族氣節的同時作揚民遭遇的痛史。

由《揚州歷代詩詞》所收詩篇，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為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明黃宗羲《卓烈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