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史上，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間的交往互動，主要有賴于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漢代張騫通西域，其重大意義在于為陸路交通開辟了新時代。而在人類文明史上為海路交通開辟新時代的正是鄭和下西洋。中國古代向西方的尋求，可謂源遠流長。亞歐大陸的大河與平原，孕育了偉大的文明，而在諸文明如中國文明、印度文明、西亞文明和歐洲文明之間，自古就具有一種互動的關系，只不過互動的中心一直在亞歐大陸的交通上。

自古以來，大陸為文明間的交往提供著便利，沿著陸上的道路，東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續不斷地接觸、互動和融合，歷時數千年之久。“西域”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中。根據《史記》的記載，這一詞匯出現在張騫生活的時代。所謂張騫“鑿空”西域，是以國家行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暢達，由此“西域”得到極大的彰顯。此后廣義的西域，所指就是亞歐大陸上幾大文明的接合處，也就是東西方文明的匯合之地，當時文明互動的中心。就狹義而言，西域是一條通道，一種途徑，是通往西方的必經之路。西漢張騫“鑿空”西域，東漢甘英身至波斯灣頭望洋興嘆，東西方文明匯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亞歐大陸，歷時上千年不曾發生改變。

盡管漢代已開始了向南海的探尋，但是相對陸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漢代開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徑。唐代以后，雖然海路有了很大發展，但也沒有發生海路交通上升為不可逆轉的東西方交往主要途徑的改變。最有力的例證，來自成吉思汗以軍威建立的橫跨亞歐的蒙古帝國，當時海陸交通并舉，尤其陸路交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暢達程度。馬可·波羅自陸路來華，自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窮兵黷武的歷史教訓，派出大規模使團時也是海陸并舉。洪武年間陸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劉時勉等人;永樂初年陸路有陳誠等人，海路有鄭和等人。

然而相對海路而言，陸路卻顯然遜色多了。對于海路功績的認識，有詩為證。明宣宗詩曰：“似聞溟海息鯨波，近歲諸番入覲多。雜還象胥呈土貢，微茫島嶼類星羅。朝廷懷遠須均及，使者敷恩合褊過。莫憚驅馳向遼遠，張騫猶說到天河。”(《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剌諸國》)以詩證史，我們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將下西洋與張騫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事實也確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樣，下西洋是以國家行為使海上道路暢達，由此，“西洋”在中國社會得到極大的彰顯。

正如張騫的名字永遠與西域聯系在一起一樣，鄭和的名字也永遠與西洋聯系在一起。“西洋”一詞，在中國史籍中最早出現在元代，以東西洋并稱。明初修《元史》，沒有出現此詞。詞匯涵義的演變和凸顯，是在鄭和下西洋時代。其后“西洋”新名詞出現，不僅廣泛流行于社會，而且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別。狹義的“西洋”，包括鄭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灣、紅海和東非一帶;廣義的“西洋”，則形成一個象征整合的意義，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國、外國之義。此后，明朝人甚至將亞歐大陸上的撒馬兒罕也稱作“旱西洋”。下西洋賦予的“西洋”一詞的新義，即使在后來西方人東來后也不過是引申義更擴大了范圍而已，經歷了幾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們生活的現代社會。“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歷史”，下西洋的深刻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經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國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活動，“西洋”凸顯，對“西域”形成了壓倒優勢，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斷上升，出現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轉的變化。此后，中國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強勁的態勢，決不是朝廷一紙禁海令所能阻隔的。這里還涉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陸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興起以后，即使在它極為興盛之時，也沒有多少國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絲綢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來就是以外人來華為主。陸上絲路的象征符號是駱駝和胡人，這是最好的證明(參見齊東方《絲綢之路的象征符號——駱駝》，《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徑，情況就更是如此。迄明代以前，有名有姓的出洋人屈指可數，至唐代大都是佛教人士，宋代出洋人幾乎不見有名姓者流傳下來，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跡才見流傳下來。

明初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馬歡，在他的出使記錄《瀛涯勝覽》中記載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場景，七下西洋人數最多時達到二萬七八千人，頻繁的出使無疑使更多國人了解了海外。下西洋后，“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很快興起，沿海人民開始較大規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國沿海居民日趨增多，他們參與了開發南洋，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一切，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海上活動——鄭和下西洋肇其端的。人類文明史的里程碑

人類歷史發展到15世紀初，隨著科技的發展，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越性，貿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愿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后，以強盛國力為后盾，鄭和七下西洋，持續近30年的航海經歷，為人類交往打破相對分散和隔絕狀態，邁出了從陸上向海上轉折的重要一步;作為人類交往史上從陸向海轉折的標志性事件，更推動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的亞洲國際貿易網，繁盛了一個世紀，為15世紀末東西方文明在海上匯合、一個整體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礎，從而揭開了全球化的序幕。

這首先要從鄭和船隊不僅是一個龐大的外交使團，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規模巨大的官方國際貿易商團說起。人類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質需求，從遠古時候起，“寶”就是人們向往的東西，鄭和船隊出航的大船稱為寶船，顧名思義，是出洋取“寶”的。曾經在明宮上演的《奉天命三寶下西洋》雜劇(明趙琦美輯《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古本戲曲叢刊四集》76冊)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其中將出航目的簡明扼要地表述為“和番”和“取寶”。對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后人雖為之揣測紛紜，爭論不休，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和番”與“取寶”。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和番”就是和平地與海外各國交往;“取寶”，則說明物質欲求構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這在明鈔本《國朝典故·瀛涯勝覽》馬敬《序》中，有更明確的表達：“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監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易。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妙，蓋古所未有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