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國古代的哲學，大家自然而然地會想到儒、釋、道三家。的確，這三家影響了中國人幾千年，算是融進中華民族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其中，儒家入世，道家出世，釋家（即佛家）避世。一般的順序是，剛開始都入世，希望建功立業(yè)；受到挫折后，有些人就轉(zhuǎn)入了內(nèi)心，變得出世；如果受得挫折比較巨大，就突然大徹大悟，看破紅塵，直接遁入佛家了。

其實，除了這三家之外，對中國的世俗生活影響巨大的，還有法家。尤其是對于政治的影響力來說，法家甚至凌駕在儒、釋、道三家之上。中國古代的那些政治家——尤其是建立事功的那些人，大都是“外儒內(nèi)法”。“儒”是皮，“法”才是骨頭。

法家的核心就三個字：法、術(shù)、勢。雖然只有三個字，但內(nèi)涵極其豐富，都可以寫一本書了。如果要簡單地理解一下，“法”就是嚴刑，“術(shù)”就是權(quán)謀，“勢”就是威權(quán)。這三個東西，利用的都是人性中的“趨利避害”，都是立竿見影的快效藥，所以，歷來深受野心勃勃的帝王喜愛，尤其在亂世，更是風行于世。

戰(zhàn)國時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與管仲、韓非、李斯等牛人，有理論、有事功，共同扛起了法家的大旗。

商鞅的本名是公孫鞅。為什么現(xiàn)在大家都叫他商鞅呢？因為他通過著名的“商鞅變法”，為秦國立下了大功，被封在了“商於”這個地方，故名商鞅。另外，商鞅還有一個名字是衛(wèi)鞅，因為他是衛(wèi)國人。

商鞅雖然是衛(wèi)國人，但他在衛(wèi)國沒有受到重用，先是到魏國給國相當幕僚，后來魏國國相死了，他又跑到秦國去。當時的秦國國君秦孝公，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對商鞅的那套強國理論極其感興趣。二人一拍即合，開始了振興秦國的大變革。

商鞅變法的本質(zhì)，其實就是先軍主義，或者說得嚴苛一點，就是軍國主義。他要把整個國家的民眾都發(fā)動起來，一切工作都圍繞著軍隊。在商鞅的制度設(shè)計中，民眾要么就是軍人，要么就是為軍人提供糧食的農(nóng)民，算是后勤兵。與之相對的，就是國家對于軍功的異乎尋常的獎賞。

總之，在商鞅時代的秦國，屌絲完全可以逆襲，而且逆襲的唯一通道就是上戰(zhàn)場殺敵，多殺敵人，建立軍功。這種刺激是巨大的，因此秦國士兵的戰(zhàn)斗力十分驚人。

不過，商鞅的改革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階層，比如那些靠著祖先的蔭庇，而坐享其成的所謂貴族。這些人生命寶貴，當然不舍得到戰(zhàn)場上去送命，因此就難以建立軍功，因此就越來越被邊緣化。

他們找到秦孝公，玩命地說商鞅的壞話，反對商鞅的改革。秦孝公把這些雜音告訴了商鞅，商鞅擺出一副“豎子不足與謀”的姿態(tài)，告訴秦孝公：要做大事，不必與這些庸人討論，只需要成功后與這些貨色分享成果就行了，那時候他們就會閉嘴。

秦孝公心懷大志，也很有眼光，他堅決地支持商鞅。

經(jīng)過數(shù)年的堅持，商鞅的改革大見成效，秦國的國力強盛了，領(lǐng)土擴大了，跟其他六國打麻將，都得看秦國的眼色出牌了。

這時候，原來反對商鞅的那些貴族們，開始轉(zhuǎn)變口風了，他們開始吹捧商鞅，到處說商鞅的改革措施多么高明。

可是商鞅呢，稟明秦孝公，把這些人全都治罪。理由是：他們都是亂法的壞人。

當然，商鞅并不是為了報復(fù)。他的格局不至于那么小。他之所以這么做，是要告訴天下人：對于我的改革，你們既不能說“不好”，也不能說“好”，你們只需要執(zhí)行就可以了，沒有說三道四的資格。

瞧瞧，這才是真正的獨裁啊。全都閉嘴，不準說話。和那些喜歡聽好話的獨裁者相比，商鞅的獨裁，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因為，別人于他，并不是人，只是工具。工具哪有說話的權(quán)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