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于1874年的日本士官學校系明治維新的產物，日本陸軍中的各級軍官，無論將軍還是少尉，幾乎都在這里學習過。除就讀預備學校及聯隊實習外，士官學校的學制通常為一年，其主要課程包括：戰術學、戰史、軍制學、兵器學、射擊學、筑城學、交通學、測圖學等。1945年戰敗投降后，日本士官學校被撤銷，期間共開辦61期，培養軍官36900名，其中有6人擔任過內閣首相。

中國第一批留日士官生于1898年底到達日本后，先進入成城學校(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學習兩年，之后按各自的科目(步兵科、騎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進入日本陸軍各聯隊實習(分別為日本近衛步兵第四聯隊、日本近衛野戰炮兵聯隊、日本近衛騎兵聯隊、日本近衛工兵聯隊)。經半年的入伍鍛煉后，學員才能進入士官學校。一年的學習結束后，首批中國士官生于1902年畢業，其中包括了吳祿貞、張紹曾等知名人物。

按清廷的規定，留日士官生須由官方保送，官費就讀，但其中也有例外，如辛亥革命及護國戰爭中的風云人物、第3期學員蔡鍔，他最初系梁啟超的私人關系進入成城學校自費就讀，后進入士官學校后方轉為官費。值得一提的是，第3期也是名人最多的一期，如被稱為“士官三杰”的蔣方震(蔣百里)、張孝準與蔡鍔，而日方學員則有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人，他們可算是同學關系。據說，蔣方震在畢業考試中奪得第一名而獲得日本天皇所賜軍刀，日方感到顏面盡失而決定從第四期開始，中日學員分開授課。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不過從第4期開始，日方為中國留日士官生專門設立了一所預備學校即振武學校，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國留日士官生的數量大為增加的緣故。

辛亥革命爆發前，共有8期留日士官生畢業回國，第九期于1910年12月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后因革命爆發而退學。另外，還有一批在振武學校就讀或已進入日本軍隊實習的學員也大多回國，蔣介石即為其中之一。1908年，蔣介石(時名蔣志清)進入振武學校，兩年后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據其日記所載，“初入聯隊，已在冬季，雪深丈余，朝操刷馬，夕歸刷鞋，勞苦一如新兵。……日本兵營階級之嚴，待下之兇，營內之清潔整齊，余皆于此見之”。正常的話，蔣介石應隨后升入士官學校，但后因回國參加革命而失去了這個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只能算半個“士官生”。

編練新軍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而新軍中嚴重缺乏中上級的軍事干部，留日士官生由此受到極大的重視，這些人回國后立刻成為各省督撫爭相延攬的對象，可謂是軍途燦爛、官運亨通。以第一期學員陳其采為例(即陳其美之三弟，陳果夫、陳立夫之三叔)，其在1902年畢業回國后先在湖南等地編練新軍，后赴京擔任軍諮府(相當于參謀本部)第三廳廳長(正參領，相當于上校級別)，時年不過30出頭。

相比而言，前幾期的留日士官生往往占據軍中高位，一些人在短短幾年間就做上了標統(團長)、協統(旅長)甚至統制(師長)，如一期生吳祿貞、張紹曾分別為第六鎮統制、第二十鎮統制;二期生良弼為禁衛軍協統;三期生藍天蔚、蔡鍔、潘矩楹分別為第二混成協協統、第十九鎮協統及第二十鎮協統。至于任標統的就更多了，如第六期的閻錫山、羅佩金等等。

吊詭的是，盡管留日士官生回國后待遇優渥，但這些人最終卻走到了清廷的反面。原來，很多留日士官生在日本期間即接觸了革命思想，一些人甚至加入了革命組織同盟會。辛亥革命中，這些人也成為了領導各省獨立的風云人物。據統計，民國初年以革命起家而擔任各省都督的留日士官生有8人之多，包括江西都督李烈鈞、云南都督蔡鍔、陜西都督張鳳翙、山西都督閻錫山、四川都督尹昌衡及胡景伊、貴州都督楊藎誠及唐繼堯。當時這些人大多三十出頭甚至未滿三十，可謂是風云際會，乘亂而起，一時獨領風騷。但是，除唐繼堯及閻錫山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統治外，這些亂世梟雄在民國后大多因年齡及閱歷等方面的欠缺而曇花一現，有些人甚至在軍閥混戰中死于非命。

大體上說，日本士官學校只培養中下級軍官，與之相銜接的日本陸軍大學則不招收中國學員。因此，除個別人外(如民國后擔任保定軍校校長的蔣百里，但他后來又赴德國留學)，留日士官生在軍事上未必出色，當時的北洋軍就很少選用留日士官生。機緣巧合的是，這些分派到南方新軍的士官生們正好成了清廷的掘墓人。1914年后，日本士官學校繼續接受中國留學生，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止，共開辦到第22期。這批士官生雖不能與清末的前輩們相提并論，但其中也出了一些名人，如張群、何應欽、朱紹良、錢大鈞、湯恩伯等。民國后，在保定系及黃埔系的擠壓下，留日士官生也就逐漸淡出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