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隋唐制度淵源，人們會自然想到陳寅恪先生的“三源”說。但在“三源”說中，陳先生認為，西魏、北周對隋唐影響甚微。時過境遷，隨著大量考古資料的出土，我們今天看到的事實并非如此。西魏北周制度影響于隋唐者除均田、府兵、法律、學校而外，尚有許多。舉其要者，至少還有如下數端。

職官制度：隋唐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職官制度，特別是文武散階與職事品官的配合使用，不僅使官吏的任職、使用與管理更為規范，而且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而這一制度的發軔則始于西魏、北周，20世紀80年代末出土于咸陽的大批北周墓志便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如拓跋虎在大統九年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年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若干興以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升驃騎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與之相應的是，他們同時被授予散騎常待或侍中一類的加官。在研究這些志主的經歷時，我們發現，這個時期職、散的界限盡管還不十分嚴格，有些散官、加官還有職有權，但戎號與散階的排序一致化卻是明顯的事實。如被授予車騎大將軍則必然同時授予儀同三司，加官散騎常侍;若被授予驃騎大將軍，則必然被授予開府儀同三司、加官侍中。這種戎號、散階與品級的一致正是隋唐文武散階與品級制度的重要特征。勛官是為酬勞而建立的名號，它創設于北周，本是用來獎勵立功將士的，后漸及朝官而成為制度。隋文帝曾定勛級都督至上柱國凡十一等，煬帝之后到唐代雖代有改易，但在“以酬勛勞”和整體框架上始終沒有超出西魏、北周。可見隋唐勛官體系誕生于西魏、北周制度母體也是沒有疑問的。

封爵制度：封爵制度起源甚早，但真正制度化并穩定使用是在北周以后。咸陽出土的北周墓志已向世人展示了這一點。從這些墓志看，北周有完整的爵號序列，與隋唐爵制相比，除多出縣王外，基本無甚差異。在食封制度上，北周封爵沒有戶邑限制，食邑的多少也只是虛名，只有加“實封”或“食實封”者才有食租稅之權，封戶多少也因人而異。這種制度完全為隋唐兩朝沿用。《唐六典》所載的隋唐封爵“戶邑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的情形與上述北周情況全然相同。

復姓與賜姓制度：隋唐有復姓賜姓制度，顯著者若楊忠被賜姓普六茹氏，后復本姓，李弼被賜徒河氏，隋朝建立后也恢復了本姓。唐朝從立國到滅亡，賜姓與復姓一直沒有間斷，如徐世被賜姓李，改名李;阿史那大奈被賜姓史;契丹酋帥李楷洛自稱李陵之后，武則天“復賜李氏”;李楷固在武后朝被賜姓武氏，等等。咸陽出土的北周墓志亦多見賜姓復姓之制，如拓跋虎其父在西魏因功廢姓封云寧縣公，這里說的廢姓，就是指廢掉元氏而復姓拓跋氏。關于這次復姓，志文講到主要是由于該人從宇文泰征洛陽、解玉壁之圍，屢立戰功。再如叱羅協，志文說他的祖父曾做過后魏的西部護軍，其父為代郡太守，他本人曾追隨宇文泰經略漢中，后又從其入蜀，而“以平蜀之功，典蒙賜姓”。縱觀隋唐與西魏、北周的復姓與賜姓制度，盡管其歷史背景與各人情況有異，但在本質上卻并無二致。宇文泰通過賜姓復姓給予元從者以獨立的軍政活動權力，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旗幟下，形成了以宇文氏為核心的中央集權軍事集團。隋唐統治者繼承西魏、北周賜姓與復姓制度，抬高被賜者的族望與郡望，達到了鞏固統治、清除反側的目的。

喪葬制度：喪葬制度是世俗生活的縮影，是一個民族文化與思想意識的反映，隋唐對西魏北周喪葬制度的因襲最為明顯。這里僅舉墓葬制度來說明。帶有封建等級性質的天井墓，開創于北周，盛行于隋唐。在墓道內鑿天井，設壁龕，東漢已開始出現，但其時鑿天井僅僅是為了取土方便，尚不存在禮治與等級意義，墓葬內開鑿天井，設置壁龕成為等級禮治標志是在北周開始的。咸陽發掘的北周墓葬中，王德衡墓、若干云墓有三個天井、尉遲運墓有五個天井，叱羅協墓則有六個天井，天井數目與他們各自身份高低恰好一致。這說明天井數目的多少已經成為墓主身份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隋唐墓葬中繪制壁畫，以繪畫形式表現墓主人生前的起居生活、活動交往，這種制度準確地說也發端于北周。在咸陽發掘的大型北周墓葬中幾乎都有壁畫，可惜時間久遠，僅留殘跡。北周墓葬中壁畫最完整者當推固原李賢墓。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墓葬中不僅繪畫的內容，甚至構圖的方法、繪畫的技法也為隋唐全盤接受。北周的隨葬制度也為隋唐開了先河，從咸陽發掘的北周墓葬來看，它有一套完整地反映其傳統習俗的隨葬制度，尤其是大量武士俑的出現，為關隴集團崇尚武力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佐征。隋唐，特別是早期隋唐墓葬中俑群主體的武裝氣氛十分濃厚，與西魏北周的淵源關系不揭自明。

上述情況表明，與魏、齊、梁、陳對隋唐制度的影響相比，西魏、北周并非“影響微末”，而是其重要一源。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傳統制度文化本身的固定守成性;二是楊隋李唐統治者與宇文氏同出武川軍人集團;三是隋唐與西魏、北周均建都關隴，深厚的地域文化傳統積淀對其有不可低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