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袁崇煥有沒有權利殺毛文龍這一點的討論，首先應該引入《大明會典》的一段史料來分析：

“一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調度軍馬、區畫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其相見相待之禮、尤須謙敬。如總兵鎮守官有犯違法重事。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跡、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風憲官巡歷去處、亦須以禮待之。并不得輕易淩辱”

這段會典很明確的指出，風憲官對于“總兵鎮守官”的處置是必須請旨的，即便是總兵鎮守官犯有重事，都必須先具奏請旨，不得擅自處置，連辱慢都不行，必須以禮待之。

這是對“風憲官”的規定，那袁崇煥的官職又是不是也必須依照對“風憲官”的規定行事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解析袁崇煥的官銜。

袁崇煥的職銜全稱是：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這個頭銜中有三個職銜稱謂：

一是“兵部尚書”;

二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三是“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這個頭銜很復雜，其中包含了“本官”、“虛銜”、“派遣”三個內容。

“虛銜”是一種榮職，也是用來確定待遇的;

“派遣”是顯示具體操辦什么事情，一般為因事特設;

“本官”則是他的職位的根本。

要把這個官銜解析清楚可以從“品級”入手，“品級”既是代表級別，也是解決待遇問題，也就是按什么標準發俸祿，這是每個官銜必須具備的。

在袁崇煥的官銜中“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是個因事特設的“派遣”職務，既然是因“事”而特設的，那就意味著“事”前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工資標準等著它，故“薊遼督師”確定不了俸祿標準，僅是個職責描述而已，就是派遣去干什么差事的意思。

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言，其在《大明會典》中有明文規定，在京的“都御史”稱之為“坐院官”，在外擔任總督軍務、漕運、糧儲、巡撫地方等項的“都御史”為“因事添設”，既是“無定員”，又是“無定銜”，就是說“品級”也沒有確定：

都察院

正官，左右都御史二員;左右副都御史二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

【以上坐院官、后不全設。其總督軍務、漕運、糧儲、巡撫地方等項，因事添設、無定員、或以都御史，或以副都、僉都御史，無定銜。見都察院】

袁崇煥顯然是在外的，而且是“總督軍務”和“因事添設”的，完全符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這個職位的描述，但根據《大明會典》的規定在外的都御史是既“無定員”又“無定銜”的，所以還是不能解決如何給他發俸祿的問題。

“薊遼督師”、“右副都御史”都不能解決待遇問題，所以只有按照那個“兵部尚書”的虛銜發俸祿，這正是虛銜的作用，故袁崇煥這個頭銜的意思是享受正二品待遇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專責“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兵部尚書”作為封疆之臣的“虛銜”就好比確定他們是享受“正部級”的待遇，不過他們雖然享受的是“正部級”待遇但卻不是部長。

綜上所述，袁崇煥頭銜解析如下：

“虛銜”是“兵部尚書”;

“派遣”是“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本官”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由上文解析可知，袁崇煥的“本官”就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都察院的“都御史”就是“風憲官”，這可見于《大明會典》的記載：

風憲總例

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稱風憲衙門、以肅政飭法為職。見諸司職掌、及正統中所定憲綱、條例甚備、各以類分列。其通行難附者、載此

洪武二十六年定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其屬有十二道監察御史。凡遇刑名、各照道分送問發落。其有差委監察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刷卷等事。各具事目、請旨點差[4]

袁崇煥身為風憲官，本應是“以肅政飭法為職”，以及維護“正統中所定憲綱、條例”，可他卻執法犯法，違反了《大明會典》中風憲官如何對待總兵鎮守官的“定例”：

“一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調度軍馬、區畫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其相見相待之禮、尤須謙敬。如總兵鎮守官有犯違法重事。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跡、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風憲官巡歷去處、亦須以禮待之。并不得輕易淩辱”

這條規定中，要求“風憲官”即便對“有犯違法重事”的總兵鎮將，都必須“以禮待之”，而且“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跡、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具奏請旨、已有定例”，可以說關于不得擅自處置的規定是一再強調的，但袁崇煥卻并沒有依照執行，反而是擅自殺了毛文龍。

而且毛文龍還并非一般的“總兵鎮守官”，他不僅虛銜到“左都督”的一品大員，還是持有“尚方寶劍”的邊帥，雖然袁崇煥也有“尚方寶劍”，但那也不過是和毛文龍有一樣的榮威而已。

更為有趣的是袁崇煥知道他沒有資格擅自處決毛文龍，也知道他要處置毛文龍必須“請旨”，就在他給崇禎的奏報中他的敘述印證了以上兩點：

袁崇煥題：“臣朝西叩頭請旨……臣因叩頭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鎮將中再有如文龍者，亦以是法誅之。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6]

袁崇煥斬毛文龍之前，居然向西叩頭請旨，實在是令人稱奇的事情，他如此的舉措顯然是顯示他沒有獲得崇禎的任何授意，否則請什么旨？

另外，從他的先臨時叩頭請旨，可以看出，他應該知道《大明會典》有“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的明文;而后他又稱“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可知，他對風憲官是“以肅政飭法為職”還是了解的，而袁崇煥的惡劣之處就在于他的“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而且明目張膽，他最后居然告訴崇禎：

“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

這簡直是明知故犯的典型，真不知道崇禎看到這里是什么感覺。與崇禎經過公審評議折騰了幾個月后才定了袁崇煥的罪相比，他殺毛文龍時的專斷、獨行已經遠遠超越了帝王。

不過，最為可悲的是袁崇煥此舉并非是為了消滅后金，而只是為了跟后金議和鋪平道路。就為這個目標，袁崇煥就明目張膽的，肆意專殺了另一個軍鎮，持有“尚方寶劍”的總兵鎮守官，這不僅違背《大明會典》相關規定的，屬于目無法度之行為，還是對“尚方寶劍”代表皇威的無視，他最終沒有被論“謀叛”，而卻被陵遲處決，應是被論了“謀反大逆”之罪，這跟他擅殺毛文龍有極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