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晚年的蔣介石已處于重病中，深為一位“女子”、一位“小人”所苦。蔣3月17日日記云：“女子與小人之言不可聽也。”從文意揣度，這里所稱，均非泛指，而是確有其人，認為他們的話不可聽。

蔣介石要獨居

1972年，晚年的蔣介石已處于重病中，深為一位“女子”、一位“小人”所苦。蔣3月17日日記云：“女子與小人之言不可聽也。”從文意揣度，這里所稱，均非泛指，而是確有其人，認為他們的話不可聽。同年5月27日，蔣介石日記云：“獨上中興賓館視事。近日精神苦痛，以女子、小人為難養也，故擬獨居自修。”中興賓館，即今之臺北陽明書屋。蔣介石原來和宋美齡同居于離臺北圓山不遠的士林官邸，“獨居”，自然是離開宋美齡。那么，這一位使蔣介石感到“難養”，認為其言“不可聽”的女子可能指的是宋美齡了。說到做到。三天后的下午，蔣介石離開士林官邸，獨自搬到位于陽明山的中興賓館。

可是，上了陽明山，蔣介石仍然心情不佳。

痛恨孔令侃

1972年5月17日蔣介石日記云：“晚見令侃，心神厭惡，國家生命幾乎為他所送。妻既愛我，為何要加重我精神負擔？”原來，“小人”，指的是孔祥熙和宋藹齡的兒子孔令侃。看來，孔令侃做了“大錯事”，“國家生命幾乎為他所送”，自然，蔣介石見了他就厭惡，而且，這件“大錯事”又和宋美齡有關。蔣介石承認，宋美齡是愛自己的，但是，這件“大錯事”卻“加重”了自己的“精神負擔”。一段時期以來，蔣介石之所以“精神苦痛”者，其源蓋出于宋美齡與孔令侃也。

孔令侃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任財政部特務秘書、中央信托局常務理事。抗戰期間，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宋美齡出訪美國，爭取美國朝野支持中國抗戰時，孔令侃擔任宋美齡的秘書，為宋美齡出過不少力，也因此頗得宋美齡的寵愛和信任。

1972年2月9日，蔣介石日記云：“晚為令侃事痛憤。”

同年6月7日，蔣介石日記云：“晚間，令偉言令侃要來見我，心神為之痛苦不堪，但只好聽其來見。”“令偉”，指孔二小姐，孔祥熙的掌上明珠，不僅在孔家受寵，在蔣介石夫婦那里，也很“吃得開”。孔令侃想見蔣介石，先通過妹妹孔令偉打招呼。蔣介石雖然心神“痛苦不堪”，但礙于孔令偉的情面，不好不見。

第二天，孔令侃來了，談到和美國的關系，孔令侃很得意，但蔣介石卻大為不滿，6月8日日記云：“上午與令侃談話時，任其美國對他開玩笑，而彼自以為得意，殊為可嘆。”國民黨遷臺后，孔令侃長期定居美國，任臺灣當局駐美國“大使館”參事，從事對美秘密“外交”。其任務是做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例如爭取美國的政治支持和物質援助，向美國購買飛機、艦艇以及武器、軍火等。后曾被蔣介石聘請為“國策顧問”。從上引蔣介石日記可知，孔令侃的對美工作出了大錯，但其本人卻毫無自覺，所以蔣介石既痛恨這個外甥，又很看不起他，寫下了“殊為可嘆”四字。

過了一個多月，蔣介石想起孔令侃來還憤憤不已。7月11日日記云：“恥辱仇憤，沒有一時能忘。我的病源起于令侃，我的國恥亦發于令侃，用人不可不謹慎也。”

中美關系大轉折

國民黨遷臺后，美國政府長期和臺灣當局保持著密切的“外交”關系，但是，也在逐步謀求調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

蔣介石對華盛頓和北京的接近保持高度警覺。但接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日益不安。

1971年4月，以美國乒乓球協會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為首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應邀訪問北京，周恩來在和代表團談話時表示：“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同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經巴基斯坦秘密飛抵北京，與周恩來、葉劍英六次會談。16日，發表公報聲稱：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訪華，尼克松總統接受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目的在于謀求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尼克松非常重視北京的邀請。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受《時代》周刊訪問時明確表示：“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能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在尼克松發表上述談話后不久，基辛格即于同月20日至26日再次訪問北京，為尼克松訪問作準備。基辛格在北京的最后一天，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臺灣蔣介石集團的代表。蔣介石對此雖然早有思想準備，但是，事到臨頭，蔣介石還是有“晴天霹靂”之感。

1972年1月，尼克松連任美國第四十七屆總統，和臺灣關系進一步冷淡，相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卻進一步熱絡。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應邀訪問北京，美國國務卿羅杰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隨行。21日下午，毛澤東會見尼克松。21日至26日，周恩來與尼克松會談，就兩國關系正常化及國際局勢等廣泛問題交換意見。28日，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

這一連串的事件對蔣介石說來自然是極為沉重的打擊。除了在日記中稱尼克松為“尼丑”，指責他“出賣中華民國”以外，他不得不思考原因何在。

尼克松訪華

怪罪孔令侃與宋美齡

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轉變自有其國際和國內的深刻原因，但是，蔣介石卻想得很簡單，認為其原因出在孔令侃和宋美齡身上。1971年12月25日，蔣介石日記云：“此次尼丑對華政策之惡化，其咎當在令侃，而夫人仍信其言，幸得改正為慰。”可見，蔣介石將尼克松對華政策的變化視為孔令侃之“咎”和宋美齡的“信其言”。

孔令侃和宋美齡與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轉變何干？查1971年12月14日蔣介石日記云：

尼丑未當選以前，來臺北相訪，彼滿懷我協助其選舉資本，應(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此乃吾妻專聽令侃一面之詞所致。今國患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尼克松于1946年當選為美國眾議院共和黨議員，步入政界。1952年，作為艾森豪威爾的伙伴，當選為美國副總統。1956年再度當選為副總統。1959年，與約翰·肯尼迪競選總統，以微弱票差被擊敗。失敗后，尼克松先后在洛杉磯和紐約做律師。1967年4月，尼克松訪問臺灣，于同月10日會見蔣介石。當時，臺灣國民黨當局已因經濟起飛而有錢，尼克松此行的目的是企圖從蔣介石手中得到資助，以便第二年再次參加總統競選。會談中，尼克松未開口要錢，蔣介石也就裝糊涂，不肯掏錢。

蔣介石何以不肯掏錢呢？從上引蔣介石日記可知，是孔令侃的主意，孔令侃影響了宋美齡，宋美齡又影響了蔣介石。結果，尼克松空手而歸。

關于1967年蔣尼會見的情況，蔣介石1971年9月28日日記也有記載：尼丑昔年在慈湖晤談時，視為其可厭之政客，以輕薄待之，并未允其助選。從這則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當時不僅沒有答應資助尼克松競選總統，而且對他持輕視、鄙薄態度。

在仕途上蔣介石不看好尼克松，然而，事情卻出乎蔣介石的意料。第二年，尼克松在競選中獲勝，入主白宮。“此等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蔣介石認為尼克松之所以疏遠臺北，親近北京，其原因在于報復1967年臺灣之行“空手而歸”之恨。蔣介石稱尼克松為“政客”，這一點可能并沒有說錯，但是，視其為心胸狹隘、睚眥必報的“小人”，則是把尼克松看錯了，把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視為尼克松的個人恩怨所致，就更錯了。

蔣宋和好，日記輟筆

蔣介石搬上陽明山之后，“獨居”到6月19日，宋美齡也搬來“同住”。6月27日，蔣介石日記云：“夜與妻月下閑談。”7月3日日記云：“與妻車游。”據臺灣作者王豐記載：每天下午四五點鐘，這是蔣介石、宋美齡伉儷坐車兜風的時間，蔣先生用過午茶和點心，通常會主動去找宋美齡，問她：“噠令(darling)！你要不要去‘車車’啊？”上引日記顯示出，蔣宋二人已經重歸于好。但是，對孔令侃卻始終未有原諒之詞。7月22日中午，蔣介石突發高燒，確診為肺炎，從這一天開始，無法再寫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