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被問責的清代官員來講，只要沒死，就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據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的牛創平統計，在清代268年當中，涉及一、二品官員（大約也就是今日部級以上官員）的經濟犯罪案件共有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員共有157人，其中死刑立決的68人，斬、絞監候也即死緩的47人，其他刑事處分的42人。

因經濟問題獲刑事處分之外，還有大量官員因各種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而受到行政處分。清代的行政處分，大約可分為罰俸、降級、革職三種基本類別。罰俸，即對責任官員扣發俸餉（應得正俸），分為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一年等。曾國藩這樣的封疆大吏，都曾因自己推舉的武狀元在年度測試時臂力沒過關而承擔連帶責任，被罰俸六個月，以致曾國藩無力給家人匯款，多次在信中叫苦。降級則分降級留任與降級調用兩種。降級留任是照所降之級食俸，仍留任；降級調用則是實降調任。凡降調而級不足以及無級可降，則議革職，又有革職留任、革職、革職永不敘用三種。革職永不敘用最為嚴厲，基本上宣判了官員的仕途死刑。革職留任與革職的處分則比較有彈性，官員有足夠的運作空間，去“一二三四，再來一次”。

傳統中國的制度，常常是太極的形狀，有陰有陽。問責制度若是陽，則開復制度可視作陰。“開復”是清代政制的專門術語，簡單說即是官員復出。更準確地說，則指對受到罰俸、降級或革職處分的官員，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其俸祿、級別和官職。

受到行政處分的官員，常以各種手段謀求開復。如果不獲開復，官員就沒有升遷機會。學者閆文博發現，開復可使官員重新獲得“升轉遷”的權利，而未獲開復的官員則沒有這種資格。乾隆二年（1737年），原任四川巡撫的楊馝疏請以中江縣知縣鐵景曾升補眉州知州，但吏部審查發現，鐵景曾在任內被降職二級，尚未開復，因此不準其提升。

某種意義上，受罰官員獲得開復，即是迎來其政治生命的第二春。既然如此，受罰官員自會千方百計去謀求開復。有趣的是，他們甚至會采用向皇帝老兒行賄的方式。學者牟潤孫《論乾隆時期的貪污》、《論清王朝富盛時期的內帑》兩文，就細致地揭發了此種現象。官員秘密交罰款贖罪，盛于乾隆時期。他們私下交納的巨額罰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業如河工等，大部分則納入內務府，進入皇帝的小金庫。值得注意的是，這與奪俸的性質不一樣。交罰款贖罪是私人向皇帝的秘密行賄，而奪俸是公開的行政處罰。

乾隆朝密記檔記載大臣李質穎的一封奏折，稱因自己在浙江巡撫任內未能參奏某位獲罪大臣而愿罰銀十萬兩，在粵海關任內奏事錯誤愿罰銀2萬兩，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倒霉事，總計愿罰銀25.6萬余兩。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還罪，獲得了乾隆的許可。在每年支付1.5萬-2萬兩贖罪銀的同時，李質穎依舊可以做官。而以其為官的公開年收入來算，李質穎很難支付此筆巨款，則他不得不變本加厲通過另外渠道斂財，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賄以贖罪之外，被革職的清代官員還可以通過公開“捐復”的形式復出。學者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一書考論甚詳。凡革職離任官員，其原來的官職等級、頭銜、花翎都可捐復。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級更高的官銜，只是不得補用而已。據陸隴其日記，在康熙年間人們還以捐復為恥，不好意思公開談說。而許大齡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復被制度化，成為常捐，“捐復一項，幾等恒河沙數，人皆視作固然，不以為恥矣。”

行賄或捐復之外，有些官員還能因為與皇帝的私人關系而復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工部尚書王鴻緒開浚京城河道，因經費動用問題遭到部議，被革職留任。但河道工程一結束，康熙就賜他官復原職，理由是他治河有功。這看上去有點詭異，不過如果我們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關系就可以理解了。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鴻緒家，親筆御書匾額、詩扇、楹聯，并稱“此地以金絲桃勝于他處”。此外，王鴻緒還常常密折奏事，雙方討論的話題有時相當私人，甚至包括蘇州美女被騙一類的事兒。

更令人稱奇的是，不但活的官員能開復，死的官員也能開復。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水師提督葉相德在軍營病故，乾隆想起葉相德的諸種功勞，深為軫惜，就下旨將他“在福建提督任內革職之處，著加恩開復，并加贈太子少保”。

從皇帝的角度看，允許官員復出，也是治理術的一部分。乾隆曾說：“從前曾有捐復之例，復經部議刪除，第念此等人員內，未嘗無可及鋒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滯多年，亦覺可惜”。既然可用，就算它有時偷主人的魚吃或跟鄰居的貓眉來眼去，也是可以容忍的———不妨薄施懲戒，做做樣子，風頭過了，再讓他低調復出，繼續效命。

但官員復出也是把雙刃劍，如果犯事官員都可以輕松復出，那么其行為很可能將更無廉恥，問責制度也將形同虛設。所以乾隆又皺著眉頭說：“（官員）若即被嚴參，于獲罪受震之后，審明復職，而靦然不以為恥，則后此之蕩檢踰閑，恐不可問。”

要之，清代官員復出，幾乎都帶著濃重的人治色彩，很多時候還是袖子中的交易，并沒有嚴格的程序，也缺乏外部的監督。官員們既可以在制度彈性允許范圍內依靠“陋規”謀財，一旦其貪腐行為超出制度彈性范圍之外，只要不被斬立決，還大可以靠與皇帝的私人關系、秘密行賄或公開捐復來取得復出的機會。其貪腐成本，可謂相當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極為巨大。章學誠對此曾浩嘆說：“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如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于壺餐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