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現已94歲高齡，他曾是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擔任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方翻譯，是目前中國國內唯一健在的參加過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作為東京審判的親歷者，他和其他中國代表一起，歷經艱辛，親手把日本戰犯送上了審判臺。

朱耀斌是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的黨委書記，他向記者娓娓道來與高老先生的過往交流，為記者勾勒出高文彬生動的形象。“高老先生是個平易近人、樂觀豁達的人。他是民國時期、舊大學體制下的人才，參與過重大歷史事件東京審判。”

攜帶幾箱資料遠赴異國

1946年5月3日，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同盟國，在日本東京開設由美、中、英、蘇等11國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這場歷時924天的審判，因其案情龐大、復雜及證人、證據之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

因東京審判的需要，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募英語翻譯，高文彬經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的推薦參加了測試，并被錄取，自此與東京審判結緣。

高文彬遠赴異國，隨身攜帶幾大箱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時的證據。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高文彬通宵達旦完成了任務。

中方代表在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接著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將日本戰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認的1937年的“七·七”事變提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們再三堅持，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證；他們甚至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

當時，“九一八事變”的主謀——被稱為“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

直到1946年8月16日，一個中國證人被帶入法庭，板垣才突然變了臉色。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臺。與別的證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憲兵護送，他身后卻站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愛新覺羅·溥儀。”在證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準的北京口音作了自我介紹。

板垣征四郎等人最終因溥儀等證人的證言，被繩之以法。

把甲級戰犯送上審判臺

在參與東京審判中，正當所有人都疲于尋找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罪證時，高文彬偶然在《東京日日新聞》的一堆舊報紙資料中，發現了一張攝于1937年的新聞圖片。“報上刊登著這兩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比賽誰砍掉中國人頭顱數量最多的消息。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競賽’，被當時的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揚。”高文彬說，這份報紙是當時的一個重要發現，他立即將這份報紙復印了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作為中方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兩人的證據。因為證據確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經法庭審判，在南京雨花臺刑場被執行槍決。

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日本戰犯有罪，并判決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判決書開頭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判決書整整宣讀了7天。

正如當年擔任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生前在日記中所言：“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至今，94歲高齡的高文彬，還在參與東京審判相關史料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