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并非一次偶然事件，而是與當時中國和日本的形勢緊密相關。日本的目的，就是打斷中國的復興進程，并企圖滅亡中國。

擔心中國復興

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一次著名的內部演講，史稱 “天羽聲明”。他宣稱：鑒于日本在對華關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對中國和整個東亞大陸也就負有“特殊責任”，“為了維護東亞的和平與秩序，日本有責任單獨行動……并反對中國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歐美國家希望給予中國政府以經濟、技術以及軍事方面的援助，勢必會“給日本和東亞帶來嚴重后果”，東京將采取堅決抵制的態度。

日本獨占中國的企圖，恰好與中國的政治再統一發生于同一時期，并迅速形成對立。國際關系史家入江昭在其代表作《帝國主義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當局目睹南京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攻勢、蔣介石統一全國軍政的努力以及與歐美強化關系的嘗試，焦慮感一天天加深。中國即將在國民黨領導下恢復經濟和政治統一，成為一個獨立、親英美的大洲級陸上強國，徹底排除日本的軍事蠶食和經濟滲透，這樣一幅圖景令本身僅是一個中等強國的日本倍感恐懼，生出了加以阻撓的愿望。1936年8月制訂的《國策基準》，宣稱要在東亞大陸推行“共存共榮主義”，排除蘇聯威脅、實現“日滿中三國的緊密提攜”，并逐步向南方海洋進軍。這意味著擴大侵華方針的確立，避免與英美為敵的傳統也已經被顛覆。 3個月后，日本還與德國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從而完成了亞歐軍國主義的合流。

關注中國軍事

在中國的復興浪潮中，日本最關注的是軍事現代化進程。到30年代中期，德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與日本平起平坐，中國也成為德國軍火最大的買家之一。

1936年，德國向中國出口的武器占其軍火出口總額的28．8％，長期以落后挨打形象出現的中國軍隊開始接收包括新型榴彈炮、輕型坦克、魚雷快艇、水雷、機槍、轟炸機、鋼盔以及通信器材在內的各種作戰物資，物質和精神面貌都有了顯著改善。前魏瑪共和國陸軍統帥部長西克特及其顧問團還提出要為中國編練60個德國編制、德式裝備的步兵師，在6年內完成。至1937年中日開戰前，已經有4個師完成了德械換裝，另有15個師結束了編制調整。1936年日軍參謀本部在修訂年度作戰計劃時，第一次提出了“中國軍備不斷發展，過去那種局部作戰行動恐怕難以達成目標”的顧慮。

中國國防力量的強化并非此際日本面臨的唯一考驗，莫斯科同樣也在強化駐遠東地區的兵力。 1932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宣告完成，國防工業實力有了顯著提升；為應對偽“滿洲國”的出現給邊境防御造成的壓力，斯大林下令將一批新的機械化部隊和騎兵調往遠東。截至1934年夏，遠東蘇軍兵力已上升至23萬人；而日本駐滿兵力只有5萬人，即使加上駐朝鮮的兵力，也不及蘇軍的三成。日軍參謀本部認為，只有當駐滿洲的兵員和飛機數量達到蘇軍的八成以上時，交戰才有獲勝的希望，而日方尚無能力在短期內填補兵力缺口。盡管此際蘇聯才是日本的第一假想敵，但日本入侵蘇聯的意愿明顯小于侵華。

加快侵略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日本的擴張態勢，莫斯科采取了一種姑息和誘導的態度。在納粹黨于德國粉墨登場且公開打出反共旗幟后，蘇聯紅軍不得不把三分之二以上的陸上兵力留在歐洲，防衛遠東的能力因此受到了限制。為緩解日本的“北進”攻蘇傾向，蘇對日不斷作出讓步。斯大林甚至默許偽“滿洲國”在蘇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和赤塔設立領事館，還曖昧地表示愿以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接受外蒙古的獨立地位。

斯大林老辣的手腕沒有白費。到1937年初，大多數日本軍人和政治家都認定：入侵中國的迫切程度和成功率遠高過對蘇開戰，南京政府在“北海事件”和“綏遠事件”中的強硬姿態也堅定了日方擴大對華挑釁的決心；4月16日，林內閣四相會議通過《第三次華北處理要綱》，決意不再尋求與國民黨當局建立防共軍事同盟，而要加快推進華北五省脫離中國。

6月9日，駐德大使東鄉茂德發回電報：孔祥熙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已于即日抵達柏林，將會晤希特勒、戈林等納粹要人，據悉將簽署價值1億馬克的軍火貸款協議。三個星期后，該代表團又轉往美國，在華盛頓與美國財政部進行白銀出售談判，預備以此項收入轉購黃金，換取美方5000萬美元的貸款。

就在中美達成白銀協定的前一天，1937年7月7日，日本陸軍在盧溝橋挑起沖突，全面侵華戰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