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的千古絕句道出了人們對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敬佩與惋惜之情。那么諸葛亮治蜀用人到底有什么特點呢？

諸葛亮看到人的“美惡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堅持這七條，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致錯用壞人，庸才。

內修政理是諸葛亮治蜀的一個中心問題，其基本方針即“治實不治名”。

益州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左思〈蜀都賦〉寫到那時的蜀中是：“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梗稻莫莫”；“阛阓之里，俊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何況又有鹽井、鐵山。在這個基礎上，商業也發展了，成都西市，被稱為“萬商之淵”，“羅肆巨千”。可農民、手工工人所創造的財富，都落入了三蜀之豪”的腰包。三蜀之豪，有自己的田莊、徒附、部曲、奴婢。諸葛亮說李嚴罷免，猶有“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李嚴之子李豐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蜀志靈帝紀》﹞

漢末政失于寬，劉焉、劉璋父子和袁紹一樣，在益州“以寬濟寬”，“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寬容三蜀豪強。這種政策，使“蜀土人士專權自恣”，更有所發展。﹝《蜀志十戶而八”的危險局面；理弱，即扶植自由農，發展生產。之所以要“先理強，后理弱”，是因為強民專權自恣的問題不解決，弱民的安寧、生產問題也就無法解決。這條方針是“治實”在內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現。

先談理強。理強又有兩個方面，一是對專權自恣的強民，采用“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諸葛亮傳〉注引《蜀記》﹞；二是制定用人標準，起用有“才策功干”，“憂公如家”之士。

《蜀志伊籍傳》說伊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現在《蜀科》看不到了，但可想見有它本身的特點。從實際情況來看，〈張裔傳〉記載張裔常稱道諸葛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在〈諸葛亮傳〉中寫的評語中又說：“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這表明諸葛亮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輸情”結合到了一起。用法無私，服罪可釋，所以法雖峻而無怨，賢愚“僉忘其身”。例子是有的，如李嚴被廢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在與其子李豐教中明言：若能“思負一意”，則“否可復通，逝可復還。”﹝〈李嚴傳〉注引﹞把“服罪輸情雖重必釋”，用到刑法上去，這在法制史上罕見。本人服罪輸情既可免罪，子女，家族連坐之制，勢必革除。在《蜀志》中，看不到諸葛亮當政時期還有什么連坐。李嚴犯罪，李豐仍舊官至朱提太守。魏晉時期，人們紛紛稱道諸葛亮能用刑，為秦漢以來所未有﹝參見〈李嚴傳〉注引習鑿齒語﹞，原因也在這里。

在用人上，最可注意的，是他提出過七條用人標準或者說七個考核辦法。“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侄？^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諸葛亮集如人性〉﹞他看到人的“美惡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堅持這七條，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致錯用壞人，庸才。

此外，要看到諸葛亮用人，是既“限之以爵”，又“盡時人之器用”﹝《蜀志楊洪傳》說楊洪〈犍為武陽人〉本是李嚴的功曹，因為“忠清款亮，憂公如家”，李嚴還沒有到犍為去做太守，楊洪便已被起用為蜀郡太守了；何祗本是楊洪的門下書佐，因為“有才策功干”，幾年便做了廣漢太守，而楊洪還是蜀郡太守。 "又〈楊洪傳〉注提到廣漢王離，“亦以才干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何﹞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楊戲傳〉馬盛衡、馬承伯贊注提到闐中姚佃被諸葛亮辟為掾屬，“并進文武之士”，稱贊他說：“今姚掾并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這也符合七條標準。或謂諸葛亮排斥益州人物，上引卻都是益州人物。〈楊洪傳〉明言“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說諸葛亮排斥西土人物的，對此話似未深思。諸葛亮用人只是憑七條標準，別無其他標準。

諸葛亮用這種理強的辦法，在政治確實收到了由亂到治的效果，蜀中號稱“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諸葛亮傳〉臣壽等言﹞

再談理弱。在諸葛亮看來，不先理強，就不能使“強不侵弱”，“理強則弱伸”，只有先理強，才能收到理弱的效果。諸葛亮是怎樣理弱的呢？他抓住了“為政以安民為本”。《蜀志治人〉﹞這是諸葛亮“理弱”的方針。

諸葛亮使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具”﹝〈張裔傳〉﹞，發征丁一千二百人主護都江堰，是與理弱相配合的措施。諸葛亮的“先理強，后理弱”的方針政策，改善了蜀國的政治。蜀中經濟的發展因此較快。〈諸葛亮傳〉注引〈袁子〉，說諸葛亮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蜀末號稱“男女布野，農谷棲畝”﹝〈蔣琬傳〉。〈后主傳〉也有“百姓布野，余糧棲畝”之言﹞。這改變了“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宥？供z〈諸葛亮集文集〉卷二〈教〉﹞的面貌。

諸葛亮自己說得好：“老子長于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于理法，不可以從教化；....此任長之術也。”﹝同書卷二〈論諸子〉﹞所謂“任長”，表明他吸收了各家所長，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國之道。而他這套治國之道，集中地表現在他的治實精神與用人標準上。唯其如此，所以陳壽等人說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諸葛亮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