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即使是北京區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價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價的幾十分之一。魯迅在北京買過兩回房。第一回買房是在1919年，魯迅跟弟弟周作人合伙，買下西直門內八道灣胡同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稅和裝修款，花了3500塊大洋。第二回買房是在1924年，魯迅從八道灣胡同搬出來，去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買下另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稅和改造費，花了800塊大洋。按銀元在民國前期的購買力，按一塊大洋折合50元計算，3500塊大洋不到18萬元，800塊大洋剛剛4萬元。

其實，魯迅還買貴了呢。 1915年曾有人捷足先登，在阜成門內王府倉胡同西段路北，買下正房3間、廂房4間、南房2間、耳房1間、門樓1間，共計11間房，占地半畝，才花了 150塊大洋。當然這個案例有點兒特殊，特殊的原因是賣主兒急等錢用，把房子賤賣了。但即便不賤賣，民國初年的房子也賣不到好價錢。到了 1930年，北平市財政局土地股評價委員會調查與評估全城住宅，評估的結果是小洋樓最貴，每間均價400塊大洋;普通樓房次之，每間均價176塊大洋;四合院瓦房再次之，每間均價130塊大洋;普通平房再次之，每間均價80塊大洋。這時銀元的購買力已經下滑，一塊大洋僅僅相當于30元到45元人民幣。假定一塊大洋折合40元，每間房建筑面積平均是20平方米，可以很直觀地得到1930年北京住房的平均價位：小洋樓每平米800元，普通樓房每平米352元，四合院瓦房每平米260元，普通平房每平米160元。

同樣在1930年，北平市社會調查所記賬式調查全城工薪階層的家庭收入，調查對象共有2300家，包括小學教員、人力車夫、三等巡警、紡織廠工人和店員，每家平均月收入16塊大洋，折合人民幣640元。這種收入水平當然很低，不過跟當時房價比可不算低，因為那時的工薪階層攢幾年錢就能輕松買小院。

現在北京房價跟區位有關系，基本上是離市中心越近，房價就越高。民國時北京房價也受區位影響，以當時市面上交易最多的普通瓦房為例，單價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陽門大街、王府井大街、珠市口、大柵欄、廊房頭條、西河沿東部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賣到370塊大洋;其次是西長安街、東安門大街、戶部街南夾道、金魚胡同、干面胡同、方巾巷、鬧市口、溝沿頭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賣到310塊大洋;再其次是馬市大街、羊市大街、豬市大街、花市大街、西直門大街、鼓樓東大街、南鬧市口、北鬧市口、太平橋、鴨子廟、什錦街、府右街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賣到235塊大洋。

每平方丈大約是11平方米，把平方丈計價換成平方米計價，即使是區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價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價的幾十分之一。那時北京房價之所以如此之低，最直接的原因是房多人少。原住民不消說，家家戶戶都有住處，即使外來的新移民，也可以很輕松找到落腳的地方。1930年北京常住人口大約150萬左右(含郊區)，而住房卻有119萬間，再加上因沒門牌而沒被政府統計到的大量棚屋，差不多可以人人一間了。不過從時間上縱向看，民國北京住房充足、房多人少的景象，并沒能保持下去，至少在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僑民和華北農民的涌入，出現了短時間的房荒。

從空間上橫向看，房源充足、房價偏低的北京，在民國眾多都市中也是特例。無論抗戰前還是抗戰后，其他都市如上海、南京、重慶、漢口和廣州，居住成本都遠高于北京。像上海，同樣面積和同等戶型的公寓，在北京租一間每月只需幾塊大洋，在上海則需要幾十塊大洋，還不算數額巨大、幾乎相當于幾十年房租的挖費和頂費———民國上海房荒嚴重，二房東轉租時趁機向后來的房客收取金條，稱為挖費或頂費。

與上海類似的房荒在廣州也出現過。1932年12月2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刊載了一條長新聞，說廣州房價飛漲不已，高昂的居住成本把一些市民逼進了貧民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某國民黨官僚建議將廣州市內所有之祠堂、廟宇、教堂一律沒收，用極低價格租給那些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貧民。該建議，其實就是要推出公營廉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