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禍國，乃局部抗戰乃至全面抗戰時期，極為常見的現象。顯者，如1935年粵、桂兩系軍閥勾結“友邦”(日本)“北上抗日”;隱者如1944年西南軍閥密謀推翻重慶政府。然而，近日，宋哲元在局部抗戰期間主持平津大局之事，也被視作軍閥禍國之行，被大批特批，卻可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宋哲元趁亂入駐北平，并被日、蔣接受，成為華北軍政首腦

1932年，“滿洲國”成立后，日本為把華北建設為“防共親日滿地帶”，又策劃“華北自治運動”。通過《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日本先讓冀東大部分地區成為“非武裝區”，又迫使中央軍、東北軍及國民黨勢力退出華北，以至華北出現“權力真空”。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堅武發動叛亂，企圖占領北平，建立親日“自治政府”。閑居天津的抗日名將宋哲元趁亂率29軍進駐北平，穩定了平津局勢。

宋哲元此舉大出各方意料之外。在日本看來，29軍不是中央軍，有反蔣歷史的宋哲元“不會忠于國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軍閥的特性，巧妙地窺測日中勢力的均衡，趁機進入所覬覦的平津地區”，有意拉攏宋“充當日軍之傀儡”，領導“華北自治”。①

蔣介石對宋的擅自行動固然不滿，但也希望由他出面，維持華北殘局。因此，蔣介石在接見29軍副軍長秦德純時，讓其轉告宋哲元，“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越大。只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②國民政府隨即順水推舟，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

宋哲元在日、蔣同意下主政華北，壓力首先來自于日本。日本為控制華北，多次勸說宋哲元脫離國民政府，甚至出動關東軍、艦船、飛機等向其示威，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面對如此危局，宋哲元計無所出，只能避居天津。國民政府命何應欽北上交涉。

在宋哲元的立場上，他既不愿在日本逼迫下“自治”，也不希望失去“華北王”的地位，對何應欽的到來并不歡迎。宋哲元以退為進，提出三策：“(1)如放一槍一炮即可成名;(2)帶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3)為敷衍他人，為國家領土護財源，安民心，使國家有一機會以安全局，乃最痛苦之事。”③這固然有要挾之意，也確系實情。宋哲元手握29軍，若離開華北，國民政府必然還要為他安排一省駐地。

宋哲元

最終何應欽亦窮于應付，只能電請依照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前例，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獲得蔣介石同意。1935年12月，由宋哲元臨危受命，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下轄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這兩省兩市，主持對日交涉。

主持華北軍政兩年，宋哲元基本上能做到聽命中央，有效維護華北主權

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上，宋哲元確表現出一些日方判斷的“軍閥特性”，截留稅收，私自擴軍，與中央頗有矛盾。但與身處邊陲的軍閥李宗仁、龍云、劉湘等不同，宋哲元在處理與中央關系的同時，還必須謹慎對待日本，畢竟日軍就合法地在其轄區內活動。因此，為了自身生存，宋哲元的言行，給人一種“親日反蔣”的錯覺。

事實上，宋哲元一直堅守冀察政權是“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政權”的原則，在用人行政上請示中央，對中央政令大體奉行。相反對日本，更多的只是敷衍。宋哲元主持的對日交涉，如其自謂，“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系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他處處虛與委蛇，沒讓日本占到什么實際便宜，讓日本極為不滿。1936年夏，長期代表宋哲元與日本交涉的蕭振瀛辭職出國，原因就是他向日本開了太多“空頭支票”，宋“覺得叫蕭離開出國，可以緩沖一下”。④

為對宋哲元施壓，華北日軍開始有意制造事端，如強行借用南苑機場土地建立倉庫，出動憲兵在北平街頭任意捕人;同時制造輿論，一面發表《警告宋哲元》的報道，一面散布“二十九軍即將南調”的謠言。⑤顯然，之前日本對宋哲元的估計太過樂觀，還是后來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的對，“日本陸軍以為宋哲元已為收買。實則宋哲元亦支那人也，決不愿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態度之曖昧可知也。”

然而，宋的這種苦衷，被日本人壓逼的同時，也很難得到國人的理解，輿論一致懷疑他要勾結日本，充當漢奸。國民黨元老張繼即向蔣介石大罵宋哲元投敵賣國，請中央懲辦。之后張繼還找到于右任，憤慨地說，宋哲元“甘心要做石敬瑭、張邦昌，而蔣先生硬說宋哲元不會真心和日本合作。”

圖注：1935年11月，土肥原賢二拉攏宋哲元不成，扶植殷汝耕，成立了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

在日本和輿論的各種壓迫下，宋哲元一度不堪重負，先是“稱病不出”，后來干脆在1937年5月借探親為由，暫避山東。行前，他又交代秦德純：“ 一、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為避免雙方沖突，但亦不要謝絕”。由此可知在華北對日交涉實屬左右為難，稍不小心就會給日軍開啟戰端的借口，或自己淪為漢奸。⑥

今天來看，主持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一年半時間里，宋哲元無疑是有功的。首先他將委員會實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親日人士王克敏、王揖唐等，皆有職無權。其次，鎮壓武宜亭等日本支持的“自治運動”，解散“冀察各縣自治代表聯席會”、“河北省民眾自治協會”等非法團體。第三，服從中央政令，頂住壓力，拒簽賣國的《中日共同防共協定》與《華北經濟提攜協定》，維護了華北主權。⑦

宋哲元主持華北政局期間，最讓人詬病的，是“七七事變”后，曾一度阻止中央軍北上;稍后平津又迅速淪陷。但據學者楊奎松的研究，蔣介石當時長期和、戰不定，一度幻想用強硬宣言迫使日軍讓步，而批評宋哲元與日軍和談;但當得知日軍大規模增援華北后，又回過頭來表示愿意承認宋與日軍達成的妥協條件，希望以此讓平津局勢緩和。宋哲元主持平津，理當為備戰不周，導致平津迅速淪陷負責;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蔣的立場搖擺、戰和不定，對宋的抗戰立場和備戰部署，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⑧總體而言，宋哲元有他軍閥的一面，但其主持平津政局，就抗日而言，仍是功大于過。

注釋：

①(日)土肥原賢二刊行會：《土肥原秘錄》，中華書局1980年，第30頁;②秦德純：《七七盧溝橋事變經過》，《傳記文學》1962年第一卷第1期，第23頁;③《國聞周報》第12卷第48期;④魏幫順：《宋哲元對日思想評析——兼論中日民族矛盾下的地方實力派》，《北京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建會20周年學術論文集》，第224—231頁;⑤常凱、蔡德金：《試論冀察政務委員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⑥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系的始末》，《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125頁;⑦趙德教：《宋哲元守土華北功不可沒》，《理論導刊》2006年第7期。⑧楊奎松：《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的和戰抉擇》，收錄于《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