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海上絲路商業航線逐漸向西開辟，中國人對于周邊世界原有的《山海經》式傳說玄幻式地理觀逐漸被打破，《魏略》中記載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

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夏文明所處的地理環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力都艱辛無比，尤其是一望無際、波濤洶涌、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性的大海。戰國時代陰陽學家鄒衍提出了“大九州”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海洋，被視為某種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險性似乎遠超過中國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峻嶺和北部的草原與荒漠。然而在中華文明早期源頭中，我們依舊能夠發現蔚藍色的海洋元素，距今大約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槳，而在湖北宜都縣紅花套遺址中，也出土過獨木舟形陶器，證明新石器時代，生活在亞洲大陸東端的早期居民，已經有能力在沿海臨近島嶼之間進行短距離的航行。山東龍山文化的器物與民俗，即有可能經過海路，穿越渤海與黃海，抵達遼東半島。而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過上千枚作為貨幣的海貝，則證明了海洋貿易對于中華文明早期的影響。

早熟的華夏文明，對于周邊地區的影響與輻射力并沒有因海洋的存在而受到阻隔。早在成書于西漢的《尚書大傳》，以及王充《論衡》中記載，周代即有越南北部與來自日本島嶼的使節來到首都鎬京，獻上珍貴的長羽珍禽“雉”與珍貴的香草“鬯”，作為西周時期中原文明已經與東瀛以及亞洲東南半島地區擁有海上交往的佐證，當時的航路大約從朝鮮半島南端越海，經過對馬海峽、沖島以及大島，最終抵達筑前，在《日本書記》中，稱之為“北海道中”。近年來，日本考古學界曾在備后三原町、本州島西岸的山陰、北陸地區，陸續發現來自中原的銅劍、明刀錢、銅鐸等文物，也證明了這條貿易航線昔日的興盛。

春秋時代，隨著中原各諸侯國國力的擴張，臨海諸侯國如齊、吳、越、楚等，紛紛出于政治、軍事與經濟目的積極開展沿海與近海航行。春秋時代吳越兩國水軍中最大戰船“大翼”長十丈，闊一丈二尺五寸，可載士兵、槳撓手等共93人。《尚書·禹貢》中即記載了當時最早的沿海航路，從北方的黃河入海口向南，繞過山東半島東端，沿黃海東海南下，到達淮河與長江入海口，早期興盛的海港包括渤海西北的碣石(河北昌黎)、山東的轉附(芝罘)、長江口的吳(蘇州)、錢塘江口的句章(寧波)，以及番禺(廣州)。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經把風詳細分為小、大、掫、狂四級。戰國時代《呂氏春秋·有始》中，已經將把八個方向的風詳細命名為“炎”“熏”“濤”等，并進一步創立出推算月令與海洋季風風向變化的“十二辰風表”(《周禮》)。

幾乎早在路上絲綢之路剛剛形成的時刻，中原文明就發現，較之陸上交通線路時常因政治動蕩而發生的梗阻，海洋是一片更為自由與便捷的通道。漢武帝繼位初期，即派遣使者出海，尋求政治外交上的聯絡與全新的貿易通道。這條最早的南海貿易通路始于日南(越南廣治)、雷州半島的徐聞，以及廣西合浦。在航行5個月后，到達都元國(馬來半島東南部)，再航行4個月，到達邑盧沒(緬甸南部錫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然后抵達諶離國(緬甸伊洛瓦底江口)，再船行兩月有余，抵達黃支國(印度半島東岸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使團攜帶了大量的黃金與絲織品，交換這些國家的珍珠寶石(明珠、碧琉璃、奇石)。

絲綢，是中國文明向外最早輸出的產品，與遲遲未能獲得絲綢生產技術的西方與中亞相比，近鄰的朝鮮半島與日本無疑幸運得多。來自中原腹地的蠶種沿海路東傳，越過朝鮮半島，最終抵達日本。其確鑿時間當在仲哀天皇八年(199)。不到半個世紀后的238年，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經朝鮮半島至魏都洛陽，魏明帝封其為“親魏倭王”并賜大量絲織品，絳地交龍錦5匹、絳地縐粟罽10張、紺地句文錦3匹、蒨絳50匹、紺青50匹，這是中國絲綢制品作為外交往來贈品的最早記載。日本《古事記》、《應神天皇卷》記載，在應神天皇在位期間(270～299)，朝鮮百濟國曾向日本貢上兩名紡織工匠，擅長韓緞的卓素和擅長吳服(中國吳越之地絲綢服裝)的西素。

東漢時期，從東南亞一帶前往中原遣使通好的國家就已經包括日南(越南，131年)、天竺(印度，159年、161年)、撣國(今緬甸，97年、120年)，其中撣國國王雍由調不僅進貢珍寶，還奉上魔術師(樂及幻人)，能夠“變化吐火，自支解，善跳丸”，根據《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的記載，這些魔術師自稱來自與撣國西南直通的“海西”，即西方遙遠的強國大秦，中國的目光，首次與遙遠的歐洲有了對接。

中國史籍中的大秦，傳統上被認為是羅馬帝國。今日被絲路研究者廣泛列舉的一條史料，即是《后漢書·大秦傳》中記載，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越南)入朝參覲，獻上象牙、犀角、玳瑁等寶物。盡管學界對此使團是否為羅馬帝國朝廷所派使團，抑或私人商團，一直糾纏不清，但兩國此時已有間接貿易往來，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據《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直言羅馬意欲繞過安息、天竺等海上貿易中介，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往來以獲豐厚利潤。作為佐證，古羅馬著名政治家、自然博物學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記載：“中國和來自埃及、希臘的商人在阿里卡曼陀(印度東南海岸)溝通兩國貿易，交換的商品包括藍寶石、明珠、香料和各種珍貴的絲織品。”羅馬商船通往中國的航路大致為穿越尼羅河、紅海，向東南方跨越印度洋，進入太平洋西南部、東南半島，最終抵達廣州。

隨著海上絲路商業航線逐漸向西開辟，中國人對于周邊世界原有的《山海經》式傳說玄幻式地理觀逐漸被打破，《魏略》中記載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

條支，即塞琉古敘利亞王國，原本被中原視為天下疆域的西極，當張騫初次出使西域時，于公元前128年到西方時，該地剛剛從屬于安息，所以《大宛傳》說張騫聽聞條支“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然而《漢書》中說其副使甘英抵達的條支，則可能是位于波斯灣古幼發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匯聚入口的梅塞—喀拉塞(Mésène-Characène)，后為亞歷山大大帝擴建為商業港口城市，名為亞歷山大里亞，后被洪水毀壞。公元前166年，塞琉古王國君主安條克四世將其復建，命名為安條克(Antionchia)，后此地建立一半獨立阿拉伯王公國，名為喀拉塞—斯潘西努，成為安息(帕提亞王國)屬國。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希臘、羅馬、伽爾底、阿拉伯、波斯、東非乃至印度商賈云集于此。當時它在西方世界的經濟繁榮程度僅次于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早期中國地理方志記載中的模糊描述，給今日的研究者造成了許多疑惑與歧義，《魏略》中的條支西大海到底指在何處？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認為《后漢書》等書所說的“西海”就是泛指“波斯灣及紅海一帶的海水”。白鳥認為，“海西國”(大秦的別名)顧名思義應當位于波斯灣及紅海以西地區，即埃及。白鳥進一步說，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是古代東西方的商貿中心，其名字常被省略。Alexander一名省去A與S等音后，即成(A)lek(s)an(dria)，譯成中文就是“黎軒”，即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羅馬滅亡，這樣，中文所說的大秦(黎軒)，就是指羅馬統治下的埃及與羅馬帝國在亞洲的領土。而中國學者余太山則認為，黎軒在埃及，大秦則為意大利，本無關系，可是，“當漢人進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時，黎軒即埃及王國已不復存在，大秦之名卻如雷貫耳，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軒和大秦這兩個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詞合二為一了”。

由于張騫出使西域以及班超對西域的進一步經營，兩漢在國力鼎盛時期都對域外世界進行了大規模的探索，更刺激了航行與造船技術的發展。《史記·平準書》中記載，漢武帝在長安城西南修建了方圓40里的昆明池，用以訓練水軍，裝備了高達數十丈、甲板上有三層建筑的樓船，在東漢丹陽太守萬震所著的《南州異物志》中，已經記載了我國南方近海航行中高超的馭風技術，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風吹……在廣州出土的兩漢年代陶制船模以及木船殘留中，已經發現了舵與橫隔艙的設計，橫梁、隔艙版以鉚釘結合，并用桐油灰密封船板之間的縫隙。

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中原戰亂不休，但沿海割據政權如孫吳，亦大力開拓海上貿易與外交。據《三國志》卷四十九《吳書》記載：吳人士燮為交阯太守，每有出入，“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說明西域至交州者人數之多，其胡人中便有極西之大秦人。同書記載：“燮每遣使詣孫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術帽、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士燮弟士武時貢馬凡數百匹。”《通志·四夷傳》卷一百九十八“扶南”條記載，吳國使者康泰，朱應出使扶南國(今中南半島越南，泰國與柬埔寨一部)，曾建議其國人用中原輸入的絲綢，制成筒裙與橫幅等衣物。

在此段動蕩混亂時期，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外交使節與貿易商人，中原與東南亞之間的海上旅行，也有了一批全新的參與者：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來到中國弘法，而中國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絡繹不絕，往來于西域南海之間，其遺留的旅行筆記種種，也拓展著中國了解外部的視界。東晉隆安年間，罽賓國僧人曇摩耶舍來到廣州傳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唐代，在該寺傳教譯經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羅跋陀三藏、智藥三藏、達摩禪師、波羅末陀三藏、般剌密諦三藏等。唐儀鳳元年(676)，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削發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派。在這西來東去的弘法隊伍中，其記述最為翔實豐富者，當屬東晉高僧法顯，他于東晉隆安三年(399)，不顧60歲高齡，從長安出發，帶領慧景、慧應等僧人，前往天竺。

法顯西行求經之路為陸上絲綢之路，歸途則取海上絲路，從印度多摩梨國(今日印度港口孟加拉邦塔姆盧)起航，途經獅子國(斯里蘭卡)、耶婆提(爪哇)，最終在廣州上岸。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西南郊區的布拉辛哈拉，至今還保存有遺址“法顯洞”，為法顯居處。在記載中，他因“去漢積年……同行分披，顧影唯幾”看到玉佛像邊有當地商人送來的“晉地白絹扇”為供養，竟然觸景生情，潸然淚下，此軼事也進一步作為來自中原的絲綢以及其他手工制品在東南亞普及的旁證。在這本行紀中，法顯提及，從多摩梨到廣州的航線已經固定，大約航行需要50日，且高度繁榮，有能夠乘載超過200人的大型商船往來，魏晉時代中國沿海與南亞海上貿易往來的繁盛，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