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在中國有四次傳入的曲折經歷，展示了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相互接觸、交流、碰撞、融合的漫長歷史和獨特意義。其長達1300多年的在華傳播構成了基督宗教在中國存在與發展的復雜圖景。就基督宗教四傳中國的歷史而言，在前兩次傳播過程中，作為西方基督宗教近代歷史上宗教改革運動之產物的基督教(新教)尚不存在;而基督宗教第三次傳入中國則以天主教各修會為主，特別是耶穌會的作用和影響極為突出。但在基督宗教第三次入華傳播的歷史過程中，宗教改革運動后發展起來的基督教亦開始來華傳教，在中國沿海各省留下痕跡并產生影響。基督宗教第四次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鴉片戰爭之后，這次傳播亦使基督教大量涌入中國，并真正獲得其立足和發展，成為基督宗教在華的三大教派之一。

基督宗教第一次來華傳播為唐朝時“景教”的傳入。在此之前有關基督宗教入華的情況僅為傳說，包括認為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多馬曾于公元52年從亞歷山大城出發、經海路到印度和中國傳教，認為東漢時期曾有兩位東方教會人士以養蠶織絲技術之研習為名到中國傳教，以及認為公元3世紀末已有傳教士來“賽里斯”(絲國)傳教等說法。但這些說法迄今仍無任何歷史根據和可靠資料來對之確證。通過考古發現和歷史記載的證實，基督宗教第一次傳入中國乃是唐太宗貞觀九年即公元635年時景教的來華。“景教”即中國唐代對古代基督宗教一異端宗派“聶斯脫利派”的稱呼。聶斯脫利派被正統教會打成異端后曾從敘利亞傳入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并從波斯傳入中國。因此，唐時中國人最初將之稱為“波斯教”，稱其教堂為“波斯寺”，后來人們根據對這一宗教的深入了解才將之改稱為景教。景教入華傳播之說得以確立乃根據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于明天啟三年(1623年)在陜西出土，高2.36米、寬0.86米、厚0.25米，上刻十字架，現藏于陜西省博物館。據此碑額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所載，其教乃“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而作為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言說之教“強稱”的“景”字在當時則指“日大”之意。由此可見，基督宗教最早給中國人的印象乃是受波斯宗教觀念熏染的“日大教”。此外，唐人稱景教教祖為“景尊”、教徒為“景士”和“景眾”、教會為“景門”、其教化之力則為“景風”或“景力”。第一位來華的景教傳教士阿羅本到長安時受到唐朝宰相房玄齡等官員的歡迎，此后在皇宮藏書樓譯經著文，獲準傳教。景教在唐朝曾達到“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的盛況。至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崇道毀佛、下令滅教，殃及景教等外來宗教，從而結束了景教在唐代中國傳播發展的210年歷史。

基督宗教第二次來華傳播為元朝的“也里可溫”的發展。“也里可溫”亦稱也里可溫教，是元朝時蒙古人對來華基督宗教及其信徒的統稱。“也里可溫”一般被理解為蒙古語“有福緣之人”的音譯，亦有人認為乃意指“上帝教”、“信奉上帝之人”或“奉福音教人”。“也里可溫”作為基督宗教在中囪的第二次傳播，一方面為景教在元朝的復興，另一方面則指羅馬天主教首次到中國來傳教。從景教在元朝的復興來看，“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維緒”。唐武宗“滅教”之后，景教在中國內地雖然已不復存在，卻仍在一些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中留存。隨著元朝的建立，景教重新傳入內地，在許多地區得到發展。例如，忽必烈所委派的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就“有志于推廣教法”，曾在其所轄之地大力推廣景教，后又“休官務建寺”，修成江南一帶著名的景教“七寺”。至1330年，西亞索爾坦尼亞景教總主教曾宣稱在中國景教徒已達3萬余人。從羅馬天主教在元朝的傳播來看，方濟各會修士柏郎嘉賓、魯布魯克等人先后出使蒙都和林，至1294年教皇特使約翰·孟德高維諾抵達汗八里(今北京)，天主教正式傳入中國。孟德高維諾在華建堂布道、蒙文譯經，并于1307年被教皇克萊門特五世任命為汗八里總主教區總主教。此后羅馬天主教曾派出七個主教來華協助孟德高維諾傳教，其中有三人到達，并開辟了泉州等主教區。元朝天主教在其鼎盛時期曾發展了3萬多信徒，但隨著1368年元朝的覆滅，“也里可溫”所涵蓋的景教和天主教亦跟著消亡，這意味著基督宗教的第二次來華以失敗告終。

基督宗教第三次來華傳播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傳入。這次傳教始于西班牙人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51年從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國廣東上川島，但他因明朝海禁而無法入內地傳教，不久即病死島上。此后葡萄牙耶穌會士公匝勒等人在澳門建堂傳教，從而有了一塊立足之地。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等人雖最早入內地傳教，但未獲成功。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作為羅明堅的助手到肇慶傳教建堂，此為近代天主教在中國內地傳教的真正開端。1601年，利瑪竇與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一道“儒服入哀”，獲準長駐北京傳教。此后，西方耶穌會傳教士紛紛來華，如湯若望、艾儒略、南懷仁、衛匡國等人按利瑪竇的方式以其西學知識來助其學術傳教，掀起了西學東漸的高潮。其間返歐的傳教士亦將中國思想文化知識帶入歐洲，從而引起東學西傳的結果。在這種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觸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為明代中國天主教會的柱石。清朝康熙皇帝則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學有專長的西方傳教士，允許天主教在華發展。這樣，中國天主教至18世紀初已有澳門、南京和北京三個主教區，信徒已達30余萬人。然而，明清之際以耶穌會為首的天主教在華傳播一方面受到中國一些高層人士的抵制和反對，另一方面在天主教各修會之間和傳教士內部也因“中國禮儀”問題及在華傳教策略之爭而形成分歧和矛盾。前者引起各地教案和全國禁教之風，后者則圍繞“中國禮儀之爭”而發展成羅馬教皇與中國皇帝之間的權威之爭。1715年，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頒布《從這日起》通諭，宣布在華傳教士不得重提中國禮儀問題，違者將被視為異端而革出教門。清朝文獻稱這一通諭為《禁約》，康熙皇帝因此而針鋒相對，宣布禁教、驅逐傳教土出境。自1723年雍正登基后，清廷開始了長達百年的禁教，基督宗教第三次來華傳教所取得的成就亦付諸東流。

基督宗教第四次來華傳教是在鴉片戰爭前后，而其得以在華真正立足則是憑借著鴉片戰爭后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這一時期，天主教各修會如耶穌會、奧斯丁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遣使會、圣母圣心會、圣言會等會的傳教士相繼來華，至19世紀末已在中國建成五大傳教區、發展教徒達70多萬人。基督教各傳教差會如倫敦會、公理會、圣公會、浸禮會、長老會、歸正會、美以美會、監理會、循道會、貴格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亦先后來華傳教，在中國各地建堂創會。到19世紀末，其來華傳教士已達1500多人，發展信徒達8萬多人。伴隨著中西政治、經濟上的沖突，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亦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傳教士在華辦報、辦學和辦醫等出版、慈善事業對中國近代教育、衛生、社會福利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曾產生過一定影響。20世紀初中國“五四”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以來，不少中國基督徒投身于反帝愛國運動和教會“本色化”、“中國化”運動之中，開始了中國教會的現代發展。1949年之后，中國基督宗教更是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全新之路。因此，中國基督教的歷史乃與整個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命運和發展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