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社會發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遠邁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個時期。其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明成祖朱棣時代，短短幾十年時間，經濟、文化、軍事就發展到鼎盛時期。

那么，大明王朝為什么就遭遇上了突然死亡呢？這個問題，發人深省。不管明朝亡于何種原因，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探討明朝的滅亡，就必須先從萬歷年間說起。

清人趙翼就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

萬歷，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其時間跨度為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共48年，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

在這漫長的48年里，萬歷帝大部分時間不上班，史學家孟森稱這一時期為“醉夢之期”，說萬歷帝的特點是“怠于臨朝，勇于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

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閻崇年在孟森所說的不郊、不廟、不朝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見、不批、不講三個“不”。

臺灣學者柏楊先生則更干脆，稱萬歷的統治是一種“斷頭政治”。

那么，是不是這種“斷頭政治”導致萬歷一朝成為了明代由治及亂的開端呢？

其實不盡然。

萬歷三十年不上朝，其背后還有強大的文官集團在共同處理朝政，國家機器依然在正常運轉。

當然，話說回來，萬歷不上班是懶惰，但他的懶惰是有原因的——他的身體很差，套用現在的一個網絡用語，就是——弱爆了。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考古工作者發掘埋葬萬歷的墓穴定陵，他們驚奇地發現，“無論是棺內萬歷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尸骨復原后，右腿明顯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見楊仕、岳南所著《風雪定陵》)。

這樣的身體條件，嚴重地妨礙到了他出席各項活動，他也就因此背負上了“怠政”的惡名。

對于臣子的指責和謾罵，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釋，說自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又說“足心疼痛、步履艱難”(明代申時行《詔對錄》)。

可是沒有用，人們認為他這是推托之詞，為自己的懶惰找借口。

直至晚年，他已經“面目發腫，行步艱難”了，大臣們還是不依不饒，說你活該，你這是酒色所致，咎由自取。

好吧，好吧，你們說“怠政”就“怠政”，嘴巴長在你們的身上，愛怎么說就怎么說，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好。

那么，萬歷到底有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呢？

明清史學家樊樹志認為他做到了。

他在《晚明史》中說：“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歷三大征’的全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萬歷三大征”是指萬歷年間平定蒙古族人哱拜的寧夏之亂、四川播州世襲土司楊應龍的播州之亂和支援朝鮮抗擊日本侵略的朝鮮大戰。這三戰皆捷。

萬歷二十年哱拜的寧夏之亂，整個寧夏地區陷入糜爛，萬歷在初戰不利的情況下，運籌帷幄，調兵遣將，揮師踏破賀蘭山缺，大戰寧夏城，漂亮地平定這場叛亂。

四川播州世襲土司楊應龍盤踞一方，成為了一個事實上的獨立王國。萬歷二十八年明軍大舉征討，三月份突破婁山關天險，六月底平定叛亂，使與中央政權幾乎隔離了千年的土地終于重新統在中央政權之下。

萬歷二十年，豐臣秀吉控制了日本軍政大權，在號稱日本史上最強的年代里悍然發動了侵朝戰爭，朝鮮火速求援。同樣在初戰不利的情況下，萬歷調集四萬大軍救援朝鮮，一戰收復平壤，再戰逐敵至釜山。萬歷二十五年，日軍重新發動攻勢，萬歷調動四路大軍反擊，明軍鄧子龍部三艘大海船封鎖于露梁海峽，牢牢釘住日本軍大小500艘戰艦，接著，明軍主力和朝鮮李舜臣部從后面夾擊對手擊沉和俘獲對手大小船只450艘，徹底切斷了從日本到朝鮮的補給。七年抗日，終于宣告了在朝日軍的覆滅。日軍從此300年不敢覬覦中原。

非但這三大征都取得了勝利，在東南海沿和東北邊境，因為萬歷知人善任，重用了戚繼光和李成梁這兩位當世名將，邊事頗有成效。

戚繼光，“封侯非我意，單愿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百世流芳，名垂千古，他的治軍方略和戰功一直以來都得到人們的稱贊，平定了倭亂后又移師薊州，修筑“空心敵臺”，練習車戰戰術，保衛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邊防，“邊備修飭，薊門晏然”。

至于李成梁，更是縱橫北方邊塞四十余年，前后鎮守遼東近三十年，屢破強豪，力壓北方各游牧部落，立頭功一萬五千次，拓疆近千里。張居正寫詩贊其“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申時行也稱其為當世第一名將，《明史》則盛稱其“邊帥武功之盛，兩百年來所未有”。

李成梁的戰功比戚繼光大多了，可是，他的知名度卻遠不如后者。

這是為什么呢？

有人說，是因為李成梁比不上戚繼光清廉，有貪污腐敗行為;并且，他在治軍制度和馭將之術上比不上戚繼光嚴明，軍紀敗壞，甚至有吃空餉和虛報戰功的行為……

但這些都不是決定李成梁歷史地位的主要因素。

后人之所以對李成梁頗有貶低之詞，我認為：李成梁就是成就了“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這一定論的始作俑者。

萬歷在臨死前，留下這樣一份遺詔，評價自己說：“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托，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采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后人。”

這份遺詔翻譯為現代文，就是說：“我幼年繼承帝位，執政四十八年，享國最久，死而無憾了。只是回想起繼位之初，也曾小心謹慎地處理朝政，不敢辜負先帝的托付，可惜身患重病，不得不靜養多年，以至于不能親身治理國家，錯過了許多早晨的講讀，大臣們的奏疏不能一一批閱，很多政要職位也出現了空缺，而礦稅不斷加派，四下征發和改調民夫，折騰得百姓生活艱難，與邊疆其他少數民族的摩擦開始升級。我反思自己，不勝懊悔，正準備改過自新，與天下百姓共享太平，卻一病不起，去弊革新，只能靠我的繼任者了。”結合萬歷一生的所作所為，用客觀的眼光來看，他這份遺詔對自己的評價還是比較靠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