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間，官場上流行“議罪罰款”制度，說白了，就是官員犯了錯，上繳一筆“議罪銀”便可免罪。《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四十八明載：“官員承問引律不當，將應擬‘斬’、‘絞’人犯錯擬‘凌遲’，及應擬‘監(jiān)侯處決’人犯錯擬‘立決’者，承審官降一級調用，審轉官降一級留任，臬司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個月。”罰俸制度開始施行時，目的只是針對一些較小的過錯，在尚不足以撤職降職的前提下使用，讓官員感到有點肉疼，以便從此更加嚴謹為官。但后來事情悄悄發(fā)生了變化。來看當時被罰款的封疆大吏李質潁給乾隆帝的奏疏：“奴才于浙江巡撫任內未行奏參王燧，情愿罰銀十萬兩;粵海關監(jiān)督任內奏事錯誤，情愿交銀二萬兩;四十六七兩年關稅盈余短少，部議賠銀三萬六千余兩;廣東鹽案不實，情愿罰銀十萬兩。

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過造辦處廣儲司共銀十四萬兩，其余十一萬六千余兩，理宜竭力湊繳，按限完納，庶于寸衷稍安。但現(xiàn)在變產(chǎn)湊交，一時售賣不及，又恐有誤限期。奴才晝夜惶悚，無計可施，唯有叩懇圣主恩施格外，準于明年起每年作為二季，交銀一萬五千兩，奴才得以設法竭力，及時估變交納。”奏疏中，李質潁承認四次工作失誤，累計認罰26。6萬兩銀，但繳納罰銀14萬兩后，說一時難以湊齊，請求寬限。盡管奏疏有哭窮之嫌，但動輒數(shù)十萬兩銀子，已不止于對官員的懲罰。目的由懲治轉為斂財，其遺患無窮。

首先，“議罪銀”沒有明確的數(shù)額。皇帝不說罰多少，受罰者自己就只能往高里報，萬一報少了，皇帝不滿意，給頂回去，那就喪失了繳錢免罪的機會。沒有規(guī)矩，而又是慣例，潛規(guī)則最終只有敗壞綱紀的份。其次，交了錢就可以免罪。受罰者食髓知味，會喪失對瀆職違法的警惕。反正花錢就能擺平，那就屢犯屢罰、屢罰屢犯，千錘百煉。花錢免罪，無疑是犯法瀆職這種普世罪惡的包庇與縱容，引發(fā)社會對善惡判斷的失序。第三，受罰者白花花的銀子拿出去了，他還得拼命把這些錢掙回來。即使不為盈余，他也得把這個窟窿堵上，想方設法摳錢。這種情況下，哪里還有心思理政，哪里還會想著為民服務？他得先為錢服務。最重要的是，他通過什么方式搜刮錢財？當然是違法手段，你能指望他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掙辛苦錢？那樣猴年馬月他也掙不夠這筆巨款。于是，一層層盤剝下去，最后都轉嫁到最底層的老百姓身上。

那么，被罰的錢哪里去了呢？如果進入國庫，用于發(fā)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罷了。而事實上這些錢最后都進了內務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賬戶。據(jù)說，廣儲司銀庫所收罰款，每月都要將數(shù)目開單呈報給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開報時要逐項列報罰款人之姓名，繳款數(shù)目，以及已繳未繳情況，再由和珅轉奏皇帝。皇帝清楚著呢，誰少給了都得收拾他。官員犯錯，皇帝得錢，豈不快哉。搞來搞去，那些高級官員成了皇帝的“抓錢手”。說起來，“議罪銀”也不是誰都能繳的。你以為犯了錯繳個錢就算完事，其實非也，這還有個資格的問題，最起碼得跟皇帝有著很深的淵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給你這樣的機會。

實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層路線，通過皇帝的大管家和珅來完成。和珅一輩子沒做過地方官，沒有在基層刮地皮的經(jīng)歷，卻坐擁海量財富，是何原因？據(jù)靠譜的專家分析，這些財富大部分來自于“議罪銀”的回扣或者是通過給皇帝和官員拉皮條得來。和珅與其助手福長安，曾經(jīng)專門為奇豐額給皇帝上過奏疏。奏疏說奇豐額在織造任內包庇下屬被追查，“今情愿罰繳銀四萬兩，并求轉奏賞給苦差”。意思是希望繳罰四萬兩白銀免罪，再給個官當，即所謂“賞給苦差”。奇豐額這樣通過和珅給皇帝上奏。和珅在這中間能白替他傳話嗎？少給了都不行啊。乾隆皇帝批示，知道了。其實就是認可了。

當時，有個叫尹壯圖的官員，對“議罪銀”意見很大，上疏請求“永停此例”。乾隆雖然生氣，但也不好否認此事，便振振有詞地睜著眼睛跟尹壯圖說瞎話：第一、尹壯圖奏請永遠停止罰銀之例，想法不錯，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撫難免偶有過誤，且又非貪污受賄之罪，若因此革職查辦，一時找不到替代者，從愛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罰款的方式進行薄懲;第三，罰繳的議罪銀都留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貪縱營私的督撫均繩之以法了，從來沒有以罰銀幸免的人。尹壯圖自然不服，繼續(xù)上疏跟乾隆斗嘴。乾隆可不慣著他，不久就把他革職了，直到嘉慶皇帝主政，才恢復其職務，但議罪銀造成的危害，卻再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