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學圖書館館長馬亮寬研究傅斯年二十多年，并出版了幾種著作。他在去年出版的《傅斯年評傳》，可以視為其傅斯年研究集大成之作。

由于近代以來的積弱，這一時代的知識精英，大抵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傅斯年同樣如此。在他身上，有兩件事表現最為明顯：一是撰寫《東北史綱》，以學術救國；二是1946年雅爾塔協議公布以后，他公開撰文，反對蘇聯侵犯中國的主權。這兩件事，在馬亮寬的《傅斯年評傳》中都有詳細的記錄。

盡管約翰·基根的《二戰史》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確定為1939年德軍侵犯波蘭，但亞洲戰場卻是日軍在1931年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下令東北軍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東北的大片土地淪落于日軍鐵蹄。國民黨一方面發布《告全國軍民書》，一方面訴諸國聯(聯合國的前身)，希望國聯主持公道。國聯會議聽了中國代表施肇基的報告之后，經理事會討論，授權大會主席西班牙外長勒樂，勸告中日兩國避免事態擴大，由兩國協商撤兵。

對此，日方開動輿論機器，宣揚“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為其侵略行徑尋求合法依據。應中國政府請求，國聯于1932年組織以英國李頓爵士為首，法、意、德等國派員參加的代表團，到中日兩國調查。

對此，時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兼北大教授的傅斯年，在給友人的信中稱，“弟自遼東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擇此職業，無以報國。近所中擬編關于東北史事一二小冊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國難，廢業則罪過更大，只是心沉靜不下，苦不可言。”傅斯年組織了歷史學者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準備撰寫一套五卷本的東北通史。他從1931年10月下旬動筆，到1932年1月完成了第一卷，約10萬字的《東北史綱》，并迅速出版。書中運用了考古學、古人類學、生物學和歷史學理論與方法，采用了大量史料，證明東北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與日本沒有任何關系。因時間倉促，在內容上有些疏漏，細節上也有一些錯誤，出版后遭到一些人的批評。李頓代表團到中國后，傅斯年讓李濟將《東北史綱》主要部分譯成英文，交給調查團作為東北是中國領土的證據。后來，李頓代表團在給國聯的報告書中，明確指出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共認之事實”。報告書公布后，世界輿論開始傾向中國，紛紛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要求國聯以報告書為基礎，解決中日問題。顯然，這里面不無傅斯年的貢獻。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美國、英國和蘇聯三國領袖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背著中國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嚴重侵犯了作為獨立國家中國的主權。從蘇聯加入同盟國起，美英兩國就對斯大林多有縱容。為了讓蘇聯在打敗德國后迅速出兵，消滅駐扎在東北的日軍，羅斯福和丘吉爾滿足了斯大林的要求，包括承認外蒙獨立、中蘇共管南滿鐵路，租借大連、旅順港口等內容。1946年2月11日，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同時公布了雅爾塔協定內容。傅斯年聯絡任鴻雋、儲安平等人在《大公報》發表了《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一文，指責蘇聯趁火打劫的野蠻行徑。之后，他又在《大公報》發表長文《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反對蘇聯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帝國主義行徑。

客觀而言，傅斯年撰寫《東北史綱》，并非一個純粹的學術行為，而是“學以致用”的現實需求所致。但是，這正是其愛國情懷的直接體現。他對蘇聯利用雅爾塔協定，侵犯中國主權的譴責和反對，更是如此。在我看來，傅斯年這一代知識分子深受中國傳統士人“修齊治平”的影響，他們游走于政治與學術之間，幾乎所有人都被現實卷入，因此無法完全置身事外而沉迷于純粹的象牙塔。學術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心系國運則是其公共關懷的具體體現。而民國期間的言論自由給了他們發揮的空間，他們通過辦報和著文，表達自己的思想，其獨立人格得到了最大的彰顯。傅斯年外號“傅大炮”，他曾在報紙連續撰文，炮轟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妻兄宋子文。為此，蔣介石請他吃飯，為孔祥熙說情。蔣問他：“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對于最高元首，傅斯年依然不假辭色，其士人風骨可見一斑。只是，這樣的傳統已經終結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