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男娼與今天我們俗謂的“鴨子”或男妓略有不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服務對象上，現代所謂的“鴨子”或男妓，主要是為那些身價不菲而內心空虛的富婆服務，而古代男娼的服務對象主要是男性，從官方和野史的記載中，所謂的“龍陽”、“分桃”、“斷袖”之謂，其中的涉事方均為男性。

如果說男娼的淵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的話，男娼的繁榮興盛則非兩宋莫屬。我們且看宋代作家周密在《癸辛雜識》中關于男娼的記載：

書傳所載 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丑，至漢則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于傅脂粉以為媚。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于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丑故耶？

這則記載，首先為我們展示了宋代男娼奇特怪異的行狀：“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一個堂堂的須眉人物，卻涂脂抹粉，盛裝打扮，善于做針線活，連稱呼都以女性名字相稱，其中的怪異著實令正常人瞠目。其次，它清楚地表明男娼已經成為宋代大城市男性一種謀生的手段。這自然與宋代大都市發達的工商業密切相關，也與宋代奢迷的消費方式有關。北宋詞人柳永在《望海潮》中形容當時的杭州是“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豪奢的消費方式必然誕生特殊的消費工具。最后，當男娼逐漸成為一種男人競相追逐的行業時，男娼的流行就成為必然，以致政府不得不專門發布禁娼令。然而，盡管禁令不可謂不嚴，但踐行者依然如過江之鯽，令人防不勝防。

宋代大都市之所以男娼興盛，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宋代城市經濟畸形繁榮的結果，在此無須贅述。筆者關注的是，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般人甚少注意，那就是宋代城市建筑的開放格局與娼妓業的開放息息相關。

從宋代的城市建筑格局來說，較之唐代的城市有了較大的變化。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說，“宋代以前城市的居民區(坊里)和市場區(坊市)，都是封閉的，我們稱之為‘城坊制’。……到了宋代，城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都城。凝固的、封閉的、坊市分離的城市模式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開放式布局、民居與市場連成一片的街巷式城市模式。”具體表現為：1，城市的功能從政治型城市向經濟型城市轉變;2，城市的建筑從城坊制向更開放的街巷式城市轉化;3，從商業區與居民區分離的模式向商業區居民區連成一片轉變。正是這一城市格局的改變，使得宋代大城市的人口流動更加頻繁，商業和娛樂業更加發達，夜市也逐漸變得興旺起來。

從娼妓業的開放來說，宋代雖然也有相關的禁娼法令，但執行起來卻大打折扣，甚至出臺了一些鼓勵士子冶游的政策法規。吳自牧《夢梁錄》云：“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只直。”簡單地說，便是官府買單，讓國家的太學生們公費嫖娼。這樣的鼓勵當然立現奇效：太學生流連坊曲，招妓侑觴，風氣頗盛，較唐代進士游宴，更為張狂。為何會有這樣的政策出臺，或許跟朝廷權臣尤其以賈似道的威脅利誘有關，以致于有無名士作詩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當然，男娼的興盛還與男娼的消費主體不斷增加有關。有宋一代，官僚、士子的待遇是非常優厚的，這為他們的男色消費提供了物質保障。此外，宋代黨爭的激烈與朝廷權臣的威逼利誘使得不少官員士子厭倦政治生活，轉而向小橋流水和風花雪月尋求刺激，宋詞的興盛，或許與此有某種必然的聯系。只是可惜的是，當北方的鐵蹄滾滾而來，甚至兵臨城下時，宋代的大都市里，依然是一片悠哉游哉，沉浸在一片“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醉生夢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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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自古有之，有天生的，也有后天因某種原因成為的;就像其他人群一樣，在同性戀人群里，也有出賣肉體的，那就是男娼;男娼也是自古有之，就像妓女的歷史是一樣的漫長。男人作娼，出賣自己的肉體，成為異性和同性的玩弄物，在中國的歷史上一直就有，只是由于中國封建社會漫長，夫權意識積淀深厚，對男娼現象史翰不彰，其辭閃爍，稗海難尋。主流社會一直鄙視男娼，認為男人賣淫遠比妓女倚門賣笑出賣色相肉體更加令人厭惡，因為男娼是男人的至上尊嚴遭到了摧毀性的打擊。

男人作娼首先是供有財有勢的貴婦享用，南北朝時代的山陰公主對劉子業說，“我與陛下雖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應有厚有薄。你宮中六宮佳麗數以千計，供你一人歡娛，而我只有駙馬一個，未免不公平！”劉子業覺得有道理，便親自為妹妹挑選了三十個健美無比的男子，供其淫樂。武則天穢亂宮中，為了引誘張氏兄弟以及薛懷義供自己玩弄，寵優有加，還特設“控鶴監”，廣羅天下美男子，號稱“面首三千”。貴婦男娼，一是靠淫威相逼，二靠利祿相誘。男娼除了為女人玩弄，還為喜歡同性戀的權貴男人所準備。

史籍上記載把這種男娼稱為男寵、男色、頑童、孌童等。《說苑》中記載：“彌子瑕有寵于衛靈公，嘗有母疾，竊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異日，于靈公游于果園，食桃而甘，以其余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焱寡人。’”這就是“分桃”，至于“斷袖”，都是很熟悉的橋段了，這兒就不說了。自此，這樣的同性戀行為綿延不絕于書。明清時，在福建、廣東、北平等地，同性戀的蔚然成風，女有“閨中膩友”，男有“契哥契弟”。清代還有條法令規定，“優伶的子孫，以至于受逼為奸的男子，不許應科舉考試。”這條規定間接說明，當時同性戀的風氣的盛行。

福建人的同性戀親密關系，應該是全世界的同性戀的楷模，他們在肉體上相通，在精神上追求忠貞不渝，在經濟上甚至連契弟“后日生計及娶妻諸費”都要承擔起來。沈德符分析：福建近海，明代海盜出入如麻，船上忌諱有婦人同船，所以同性戀由此產生。這個說法在現在看來有點而牽強，就是發生同性性行為，也是境遇性的同性性行為！

福建人互稱契哥契弟，京師稱之為“小唱”。宋徽宗趙佶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玩兒女人樂此不疲，玩兒男人也縱欲無度，他的宰相李邦彥和副相不好好輔助君主，專門迎合他的淫欲，“雖為相，然事徽宗考極褻”。徽宗飲酒，副相短衫窄褲，說著淫詞浪語，李邦彥更是戴著各種面具和穿著各種衣衫，扮出各種姿態，取悅徽宗。

明武宗也好男色，有次通過馬昂見到了長得英俊威武、肌肉發達、身材健美的一介武夫江彬，十分喜愛，何況江彬口才不錯，武宗更是癡迷，當夜就留宿。后來江彬還帶著武宗到處尋找美色，荒廢朝政。帝王如此淫亂，但老百姓的同性愛倒是愛得可歌可泣，在《耳談》里面就有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平常百姓家里的男兒喜歡當兵的，又沒有地方做愛。當兵的有天晚上在倉庫值班，出入的人必須登記。那個男兒冒名頂替來到倉庫見當兵的，兩人就在倉庫里做愛，大戰三個會合，百姓男兒還意猶未盡。剛好遇見有個美男出來賞月，百姓男兒就去調戲美男，美男大怒，叱罵，百姓男兒仗著有當兵的撐腰，就把美男打死了。當兵的說，“君為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勞。”死囚兩年，兩年間，百姓男兒竟然給當兵的送飯這樣的事情都堅持不下去，士兵于是看透男兒的薄情，就揭發;男兒入獄。在男兒行刑前，當兵的又說，“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獨死！”于是，“亦觸木死尸旁”。

一個士兵竟然為了他的打死了人的男情人，去承擔責任，為他償命，這不是為了一腔情愛何止與此？只是那個百姓男兒是一市井無賴，自己惹禍不敢當，難怪士兵怨憤;但在男兒死后，也不愿他獨死，就觸木以死相隨。這些事兒可見中國歷史上的男娼和同性戀有時候盛于宮闈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