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決心抗日的緣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

中方決策層：日本無意全面侵華，故有可能用強硬立場逼退其野心

“七七事變”最初，只是日軍在華北所制造的一次不大不小的軍事摩擦。但這場摩擦，最終卻演變成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那么，其具體演變脈絡，究竟是怎樣的呢？

先來看中方高層的判斷與決策。

事變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之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顯然，蔣并不認為日軍此舉旨在對華全面開戰。當時，駐華北日軍總數不過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軍及地方保安部隊的總兵力約在10萬上下。這種力量對比，是蔣傾向于認為日軍旨在制造第二個偽滿洲國而非對華全面開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蔣介石在廬山發出“抗戰到底”的號召

作為回應，蔣決心顯示中方的堅決立場，以強硬態度阻擊日軍的陰謀。所以，在7月13日，蔣通過電報向宋哲元如此交底：“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同時計劃借機讓中央軍重返華北。7月17日，蔣更在“廬山談話稿”中宣稱：

“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不難看出，上述談話，既是說給國人聽，更是說給日本當局聽，是在告誡日本當局，若繼續企圖以盧溝橋事變來制造第二個偽滿，則將觸及中國的抗日底線，必將引起中國的武裝抵抗。當時，大多數國民政府高層政要，皆反對蔣公開發表“廬山談話稿”。但蔣判斷，發表該講話，“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則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7月20日，蔣下令將“廬山談話稿”公開發表。

簡言之，基于日方無意與中方全面開戰的判斷，蔣希望通過自己的強硬立場，來逼使日方退縮。其實，中方當時也沒有做好與日本全面開戰的準備。蔣的強硬，實際上是一種冒險。當然，這種冒險是有情報支撐的——1936年，日本政府所擬定的《國防方針》，已決定將對蘇作戰列為首要之務;1937年4月，日本“四相會議”(外務相、大藏相、陸軍相、海軍相)又擬定了《對支實行策》及《北支指導方針》，決定不再挑戰中國政府之尊嚴，不再在華北擴大沖突的層次，以緩和與國民政府的關系，進而利于對蘇備戰。

但日軍稍后的動作，卻與蔣介石“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的判斷背道而馳。

日方決策層：只要足夠強勢，按以往慣例，國民政府必將屈服

再來看日方高層的判斷與決策。

確如蔣介石所料，“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日本軍方與內閣，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擴大”的決定。但這種“不擴大”，乃是指將沖突控制在華北，而非控制沖突的升級——在日本的戰略計劃里，掌控華北的資源，始終是其對蘇作戰準備的關鍵一環。所以，在7月11日，內閣一面主張“不擴大”，一面同意了陸軍省部要求派遣3個師團來華的要求;首相近衛文麿也在當天發表公開談話：為了敦促國民政府反省，“派遣關東軍、日本朝鮮軍以及從日本本土調派相當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近衛文麿的判斷是：只要日方表現出派兵的強硬姿態，按以往慣例，“中國方面會屈服”，那么事件就會在短期內獲得解決，不會擴大為兩國的全面戰爭。

對近衛文麿關于增兵華北的公開談話，蔣介石的判斷是：其目標仍在華北，而非對整個中國開戰，增兵乃是為了逼迫中方屈服。作為回應，蔣遂發表了立場同樣強硬的“廬山談話稿”，希望以此喝阻日本對華北的野心。但讓蔣意外的是，日軍的增兵之舉，絲毫未受“廬山談話稿”的影響。

日方之所以無視蔣的“廬山談話稿”，乃是因為其陸軍內部，“擴大派”力量早已壓過“不擴大派”，且“一擊論”盛行。如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與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等，均主張趁機給國民政府一次沉痛打擊，使其轉變抗日態度，以“一擊”徹底解決中日問題。武藤章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不可能統一的弱國，日本如能強勢，中國必將屈服，如能使中國屈服，將華北納入日本勢力范圍，可加強對蘇聯的作戰體制，盧溝橋事變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這種“日本如能強勢，中國必將屈服”的判斷，與首相近衛文麿高度一致，而與蔣介石的“通過強硬立場逼使日方退縮”的策略高度沖突。

"盧溝橋事變"時的日軍陣地"一文字山"

日本一心要壓迫蔣屈服，蔣一心要逼退日本對華北的野心。互不退讓的結果，是日本本土的7個師團及東北的3個師團，開始集中向華北出動。大約在7月24日，鑒于大軍壓境，蔣介石終于不再堅持自己“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的判斷，轉而認為“日人已大舉侵華，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問題來尋”，開始緊急備戰。28日，華北日軍對中國軍隊發起全面攻擊。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軍被迫撤離北平。同日，蔣部署聯蘇外交，并召開記者會，宣布：當前事態，已是中方“最后的關頭”，全面的武裝抵抗是唯一的選擇，“局部解決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沒有了”。

8月4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決心抗日的緣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8月7日，蔣約集各派系軍閥領袖，在南京召開國防聯席會議，與會者一致贊同抗戰，承諾“今后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全面抗戰，遂倉促爆發。

主要參考資料：

楊奎松，《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的和戰抉擇》，收錄于《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波多野澄雄，《日中戦爭と太平洋戦爭》，收錄于《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p268-271。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系史的縮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25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