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漢代歷史來考察，由于漢代的民主\包容\進取性，所以造成漢代的士風呈現出巨大多樣的特點。與秦代不同的是，士人在漢代參與政治的熱情比較高，分屬于各學派的士人利用不同的場合和渠道表達自己的學術見解\對社會時事\國家政治的關心。在社會政風、民風、世風等許多方面都處處表征著漢代士風的影響，士風也在社會的大背景下發生著深刻而微妙的變化。漢代士風的政治民主色彩也愈顯濃重，對漢末政治腐敗的抨擊表明漢代的士人階層憂患意識\民主意識的強烈。漢代士人的愛國思想和進取精神比較濃厚，它成為漢代士風維護國家進步文明的一個很重的砝碼。因此就漢代的士人和士風而言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時代和社會變化的精神意識。

漢代的士風民主意識頗顯濃烈，所以漢代士人參與政治的活動貫穿了漢代存亡的始終。漢代的皇帝比起其他朝代的皇帝來也比較尊重當世的士人(也常常被士人所批判，所以說他們的抗批評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劉邦原為一介村夫，卻非常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建立大漢帝國后，讓知識分子充分發揮在國家建設\文明進步上的作用的，所以他啟用學人叔孫通來制定禮法，客觀上卻為士人參與政治活動開了方便之門。在西漢初年的中央政權里，士人的比例明顯地高于其他朝代，如張良、陳平、陸賈、賈誼、酈食其等人都是飽學之士。西漢初年的許多大政方針的制定都離不開士人的積極和努力。劉邦之后的惠帝頒布"除挾書之律"，事實上等于否定了秦代的專制之舉。文、景兩皇帝和大漢武帝也在尊禮士人的同時，進一步開放了學術空間，儒、道、墨、法各家學說又相繼興起。但在漢代，基本的學術傾向還是儒道并行，雖然武帝時"獨尊儒術"，但在實際生活中并沒有強力限制各派學術的自由發展，更沒有采取極端的手段，如董仲舒為漢武帝的銳意進取精神找到了很好的理論根據。立于政府學官的儒學是漢代所倡導的"國學"，沒有立于學官的各家私學還是可以作為一種文化學術保留并傳播的。所以漢代士人中的私人講學之風很盛，門徒弟子也很多，特別在漢代地方藩王和豪強地主接納士人充當謀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私學的發展實際是很快的。

《西京雜記》記載說："河間王德筑日華宮，置客館二十余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逾賓客。"河間王禮賢士人，他對自己的要求是生活標準不能超過賓客士人?？梢姖h代已大有戰國時代的養士之風，由此使士人投身政治和社會活動，漢代的士人也就不再沉寂了。

漢代前七十年的歷史中，官私之學都比較活躍，它比較秦代"以吏為師"的法家一學，其學術氛圍自然相去甚遠。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西漢前期的士風就表現為積極進取的學術意識和士人參政議政的比較民主的主動精神。從西漢的相關史料考察，漢代士風的這一特點基本是一以貫之的。

漢初年相繼出現了一批杰出的知識分子代表，如長沙王太傅賈誼，如太史令司馬遷，如博士官董仲舒等。他們針砭時政，言辭尖銳，對漢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問題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論闡述?？梢哉f漢代寬松民主的政治環境對學術的發展比較有利，各代皇帝從總的來看，對學術、學派的活動并不橫加阻撓。

故此，漢時期學人輩出，如劉向劉歆父子、張衡、司馬相如、東方朔、匡衡、貢禹、蔡邕蔡文姬父女等。《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了東漢一朝著名的儒林學士就達二十四人，這也是僅就充任政府學官的人來說的。大量的在野或于民間游學之人以及后學傳習者尚不在列傳之中。這樣眾多學人的出現是漢代文化繁榮的基石和保證。

大漢時期的學人大多具有為民請命的精神意識，在有關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等關系漢代民生經濟政策的制定、商討、確立和實施的各個不同階段，漢代學人都以高度的憂患意識上書直言，痛陳時弊，使這一時期的基本政策大致保持在比較有利于民人的水平上。這一時期的士風也呈現出比較健康向上的進取勢頭。在大漢年間反對地方豪強，揭露官員腐敗之事以及豪強地主侵吞民人土地和官吏違法攬贓等許多方面，漢代士人中的許多人都直言敢諫，表現和代表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秀的氣節觀和正義品質，當然更主要的是當時的大時代背景比較寬容民主！

漢代雖有寬松的學術環境，但更主要的還是士人的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堅持奉行著知識分子應有的氣節?！睹献印吩陉U述儒家理想的道德人格時說，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漢代士人以此為宗旨，他們的氣節觀和行為規范都體現一種平實求真、豁達人生、繪畫千年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完美境屆。這是漢代士人的最高追求、也是漢代士人賴以立世的精神支所以對于中國的古代歷史評價，我們國內的歷史觀和國外的歷史觀有很大的不同？如：日本的學者內藤湖南先生把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而他把宋朝作為近世的開始，他們把宋朝之前中國的制度定性為士族與皇權共治的具有共和民主性質的寬松社會，而世族具有儒家的仁孝進取精神，具有優美的門風，他們比較清高，為官常常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中國傳統的儒家風范和人格理念是漢代大多數士人的最高追求目標，名利觀念也由此而被大多數讀書人視為浮云。從政治上來講從宋朝的開始是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制度的出現，這種見解為世界學術界所接受，如美國學者包弼德在他的《斯文：唐宋時期的轉型》就采納了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