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1856年3月23日-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第八位皇帝，年號“同治”。

民國史學名家蔣廷黻先生在一篇題為《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的長文中曾這樣分析英國入侵中國的原因：第一，經過工業革命，“在海外開辟市場成了英國新工業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貿易的學說隨著工業革命起來了”，對于以往的各種貿易限制，英國人“看為最野蠻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國的通商制度亦在內”;第三，作為彼時毫無疑問最強大的帝國，“為維持及發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國覺得有進一步經營亞洲其他地區的必要”。

說白了，19世紀中葉以降，隨著資本主義產能過剩與自需飽和，其發展戰略必然轉向亞太地區，這實際上就是“資本東移”的過程。恰如《白銀資本》作者貢德·費蘭克所講：“在統一的全球經濟和體系中，‘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肯定是互相聯系的。”

于此中西對比的大背景下，國力衰退且飽受內亂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強的對手。內憂未息，外患踵至，“兩害相權取其輕”，咸豐帝只得選擇與英法簽訂城下之盟。那么問題就來了，該如何扭轉頹勢？唯有改革。故洋務新政大勢所趨，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絕非包治百病的良藥，尤其是在各種關系尚未捋順的前提下，洋務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淵源：排擠“大股東”的中央集權

學界通常將洋務新政啟動的時間定在1861年(咸豐十一年)，因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是年成立，標志著改革指揮機構的出現。而恰恰這一年，清廷最高層權力格局出現了嚴重錯位。

若要講清楚如何“錯位”，尚需對有清一朝的最高權力架構演變稍作交代。首先，筆者打一個或許并不十分恰當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領導體制，類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業管理模式。在這個龐大的公司中，就權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東，八旗滿人是小股東，漢族官員屬于管理層。一言以蔽之，這是董事會與職業經理人制度的結合。不過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幾經更迭。開國之際，清廷的中央決策方式乃“八王議政”。所謂“八王議政”，即滿族最嫡系的皇親貴胄一起商議軍國大事，推舉皇位繼承人。作為國君，皇帝尚無獨斷專行的傳位權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須經過會議選舉協商方能推舉而出。這實際上仍是一種處在奴隸制晚期的貴族軍事民主制。隨著由偏居關外到一統江山的轉變，“八王議政”的弊端逐漸顯露。首先，在具體政務決策上，貴族集團各執己見，掣肘太多，容易導致扯皮，效率低下;更為致命的是，各位議政王都是大股東，一旦其利益或政見與皇帝發生激烈沖突，如果幾人聯合，就會掌握最高權力的控股權，引發政局動蕩，甚至是威脅到在位帝王的統治。權力的過度制衡不利于專制時代的皇帝掌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加強集權刻不容緩。

為削弱“八王議政”，掌握絕對股權，康熙、雍正父子可謂前仆后繼，費盡心機。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宮西南的南書房，“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賦詩撰文、寫字作畫外，還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詔令，“撰述諭旨”。由于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權力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權勢日崇”。較之其父，親歷奪嫡之事的“四爺”雍正，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設立了軍機處這個升級版的權力機構。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為確保軍政機密不外泄，雍正始于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輔佐皇帝處理政務。軍機處奉命經辦一切重大軍政事務，成為實際上的國家政治中樞。況且軍機大臣無專職，亦無定員。軍機處不設官署，除了奉命辦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決定，也無權對外發出任何指示，即“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自軍機處設立始，雍正將本是大股東身份的皇族成員一律排除于權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絕大多數股份，只允許小股東、職業經理人管理國家的體制。從此清代皇帝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專制集權。康乾百年朝局穩定的出現，與此中央權力構架密不可分。

“錯位”：最高層權力結構不穩固

不過到咸豐朝，這種權力架構開始出現松動。登基后第三年，咸豐就打破祖制，允許大股東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軍機處。雖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氣象一新，但咸豐擔心其坐大成勢，威脅自己的控股權，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職務。不過七載之后，咸豐北逃熱河，身患重疾，實際大權旁落于以肅順、端華、載垣等為首的“八人幫”手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端、載二人俱為鐵帽子王，久被閑置的大股東們再度染指最高權力。按照《劍橋晚清中國史》的推測，肅順諸人雖“贊襄一切政務”，但由于事出突然，尚無先例，他們“所受的權力既不能被解釋為順治帝未成年時多爾袞的那種攝政，也不能說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時鰲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輔政”。可以想見，“八人幫”“在怎樣抬高他們的作用這一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肅順在他們之中最為機敏，但又是地位較低的宗人，絕沒有資格當攝政”。悖論即在于，原本最有潛質成為攝政之人的肅順，卻偏偏不是大股東，而端、載二人又難堪此任。

當然咸豐并沒有病糊涂，于彌留之際，他一面任命八人為顧命大臣，一面又將“御賞”和“同道堂”兩枚隨身私章賜予慈安與同治皇帝，二人可憑印章對決策實行否決權。也就是說，顧命大臣若想合法使用代替“朱批”的玉璽來頒布上諭，必須求助于兩宮太后。咸豐的理想設計，大概是希望雙方通力協作，以保證政事的順暢進行，同時這貌似亦是能確保同治小皇帝平安接班的唯一途徑。因此當時朝政的運作形式，既非“八人幫”一家獨大，也非兩宮垂簾獨裁，而是“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暫時制衡。顯而易見，對于本已宿怨頗深的雙方而言，這種最高權力由兩家分攤的局面無法長久，結果矛盾趨于升級，最終導致兩宮聯手恭王，打掉“大老虎”肅順等人，開啟了幼帝雙后、叔嫂共治的洋務新政時代。

奈何此階段清廷的最高權力架構依舊錯位，甚或是一錯再錯。

平情而論，“打虎”之后所形成的權力格局，既偶然，又必然。1861年12月25日，帝師翁同龢來到養心殿，平生首度見識了“垂簾聽政”的陣勢：“兩宮皇太后垂簾，用紗屏八扇，黃色。皇上在簾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遞綠頭簽，恭邸接呈案上。”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翁“仰瞻闕廷，俯覽禁闥，不自知其悲來橫集也”。此中情緒，或與御座后面那扇幾乎透明的令人生畏的黃色屏風有關。垂簾聽政自古有之，太后臨時代理國家政事。不過歷數前朝垂簾往事，教訓總大于經驗。垂簾聽政極易造成兩種結果：后弱，則重臣操權，如南宋楊、謝兩位太后;后強，則皇權旁落，西漢呂后及唐代武則天便是典型。熟諳古史的翁同龢，恐怕胸中未嘗無此擔憂。畢竟先帝暴卒，幼帝沖齡，在如此偶然的情形下，兩宮可謂驟然崛起。但她們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搞垮肅順等人，替同治執掌中央控股權，又絕非泛泛之輩。

況且更為復雜的是，權力架構中又平添了叔嫂共治的新劇情。肅黨“崩塌式倒臺”的最大贏家非恭王莫屬，新一屆軍機處班子皆是其親信，改革派暫居優勢。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萬千恩寵于一身。兩宮先是打破祖制，封其為議政王。又任命其出任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時隔一周，兩宮又以幼帝名義，賜給恭王世襲罔替“親王”爵位，亦是違背常例之舉。兩宮如此重賞恭王，本意無非望其感謝天恩，忠心輔佐小皇帝。然而這卻恰恰使得本已錯位的權力格局愈發倒置。須知，作為一國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順，太后垂簾即意味著兩位本無資格染指股份的婦人卻替小皇帝暫代控股大權，而權勢煊赫的恭王作為大股東，其距離御座實際僅一步之遙，難保無絲毫非分之念。說穿了，彼時的情形是：該控股的人沒有控股，不該控股的人卻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此等犬牙交錯的態勢，注定了叔嫂之間必須經過一場激烈的“排位賽”，來最終確立各自在最高權力結構中的序列與地位。因而發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罷黜恭親王”事件，標志著慈禧最終將控股權牢牢攥在手心。以往世人多把此事件歸因于慈禧強烈的權力欲望，似略顯偏頗，若制度設計上不出現最高權力格局的嚴重錯位，西太后亦無法借此漏洞攬權。故一定程度上講，這是不穩固的權力構架發展的必然結果。

只是，慈禧此種稍帶情緒化的打壓恭王的手法，將東宮慈安推到了恭王一邊。硝煙尚難散盡，政爭遠未結束。

“遠憂”：改革缺乏頂層設計

蔣廷黻曾用“三種教訓”的說法來概括洋務新政啟動的緣由。第一，恭王及其改革派人士“確切地認識到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第二，他們“發現西洋人不但愿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愿意把制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交給我們。這頗出于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第三，原來“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人并不是全無辦法的”。故恭王諸人決心“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新政就此推行開來。

蔣氏的觀點大體不差。既然學習西方，無基礎，乏成例，起初必定異常生疏，故改革就脫不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特殊路徑。然改革的終極目標應是順利過河，而不是循環往復地埋頭在河里摸石頭。故改革亟切需要拿出頂層設計，從而追根溯源，系統謀劃，在最高層次上尋求政治的解決之道。誠然，囿于改革初期經驗不足及“督撫洋務體制”的束縛，清廷中央推進新政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尚可理解，但直至改革尾聲階段，中央依舊未拿出自上而下體現新政遠景目標的頂層設計方案。綜觀近四十年之洋務新政，所依據的綱領性文件，居然是咸豐十年(1861年)恭王等大臣上奏的《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面對如此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何處是盡頭的改革，難怪蔣廷黻要慨嘆：“近代化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

此等“遠憂”，彼時無論朝堂之上的恭王們，還是撫綏邊疆的曾國藩們，都未曾察覺，之后改革面臨的困境甚至死局，多源于此。

“暗戰”：意識形態領域的“左右互搏”

英國著名作家布蘭德與白克浩斯在其合著的《政治強人慈禧》一書中，將慈禧聽政年代分為三期，第一期(1861~1873年)是其“實驗性的統治期，其間她嘗到了權力的甜頭，而避免鋒芒畢露”。聽政之初的低調，一來在于她意識到自古女性統治者在中國常常不得人心，二來在于她對諸多執政常規與程序尚缺乏了解，只能依賴恭王輔佐，避免陷入迷宮般的政務當中。故“她寧愿讓鐵拳藏在天鵝絨手套里，除非受到公開的挑戰”。也正因垂簾初期的謹慎與小心，慈禧一度贏得官民之贊譽。

既然是“鐵拳”，便不單單可打出剛勁十足的“降龍十八掌”，亦可施展以柔克剛的“太極功”。新政肇始，兩宮便大張旗鼓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建，提倡程朱理學。因為兩宮知道，先天執政能力的不足，使她們注定無法在洋務方面占據領導地位，故唯有開拓理論陣地，籠絡儒學名臣，方能與恭王一爭高下。也正是秉此方針，精研與宣傳理學成為官員升遷的終南捷徑，幾年內倭仁、吳廷棟、李棠階、李鴻藻、翁同龢、徐桐、張之洞、潘祖蔭等一批理學官僚紛紛進入中樞，充當兩宮與恭王對峙的陣前先鋒。所以《劍橋晚清中國史》著者認為“宋代的理學繼續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為抗衡實用主義的恭親王力量的手段，另一個原因是用它來延續國家與文化的實質，這種實質正是清朝統治階級領導成就的標志”。

拋開理學官僚積極參與兩宮同恭王政治博弈的方面不談，他們憑借自身在士林的號召力，集聚當時全國抵制洋務新政的輿論力量，如同磐石一般阻礙著改革的前行。新政每向前推進一步，總有相反的聲音出來攪局。由于改革派一直沒有制定長遠的頂層設計，且疏于改革理論的建構與宣傳，因而常處于被動挨罵、疲于招架的守勢。可以說，改革之所以步履維艱，理論建設方面的欠缺是原因之一。貫穿洋務新政期間的一個奇特景象便是但凡中央有新的舉措公布，馬上樞廷之內便會有相異甚至相左的意見涌現，改革力量必須花費大量精力與成本和保守勢力展開辯論甚至是桌子底下的妥協與交易，方能將改革推進下去。理念探討裹挾著利益糾葛，新舊之爭隱藏有派系沖突，意識形態領域長期存在“左右互搏”式的暗戰，此或許也是改革必須經歷的陣痛。

綜觀洋務新政前五年，最高權力格局上的不穩固、改革頂層設計的缺失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左右之爭，都預示著其之后的進展充滿著各種未知的變數。應當說，改革與政爭的雙重變奏乃此階段的主旋律，執政者對權力的覬覦使得整首歌劇跌宕起伏。

于文末，筆者不禁感慨：但凡權力灌溉到的地方，那里的土壤最為肥沃，也最容易滋生腐敗，變得骯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