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潛伏》、《北平無戰事》和《風聲》都看過吧，雖然還比不上007的神器和瀟灑，但國共雙方的間諜也被演繹出了自己的神奇。但藝術終究是高于現實的，本文中的諜戰才是真實、冷酷和熱血的。

當然，文字很冷靜，這和那些歷史上的知名間諜們一樣，而冷靜的底下，是他們滿腔的理想和熱血。

1949 年4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紅色臥底沈安娜接獲黨的通知，不必再追隨國民黨南下，可回到解放區。沈安娜自此安全結束14年的潛伏生涯。國共內戰中，大凡蔣介石主持的黨政軍重要會議，作為速記員的沈安娜都將情報通過丈夫華明之傳遞給共產黨，她因此被稱作“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像沈安娜一樣傳奇的紅色特工有很多，曾經紅遍全國的《潛伏》和《北平無戰事》一次次將當年“驚心動魄”的國共諜戰推到大眾面前，但真實情況并非像文藝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

沈安娜

抗戰前紅色諜戰全面遇挫

國民黨在強化組織建設上學習了諸多蘇聯經驗，但它比共產黨晚一步建立諜報組織。從北伐到定都南京，國民黨政府并無諜報機構，秘密活動依靠幫會，如“四·一二”事件里讓青幫解決共產黨的武裝工人糾察隊。

1927年5月，共產黨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成立，這是國共兩大陣營里最早的諜報機關。得益于沒有像樣的對手，還因軍閥割據、國民黨寧漢分裂造成的混亂，特務工作處初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汪精衛很快發動“七·一五”反共事件，共產黨中央機關無法在武漢立足，只好轉移到上海租界。特務工作處也在10月改組為規模大于往昔的特別行動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來任負責人。

1928年2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立黨務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國共間初期的諜戰較量主要在這兩個組織間進行，初期國民黨無優勢。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1930年初調任調查科科長的徐恩曾曾在回憶錄里感嘆初期工作的困難，但他很快等到“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大門”的機會。

1931年4月，共產黨漢口市委書記尤崇新叛變，指認在武漢裝扮成魔術師的顧順章，興奮不已的徐恩曾執意要爭取顧順章，未幾便遂愿。

顧順章指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地下黨，但錢壯飛已經跑路，還向組織通報了顧順章的變節，上海的共產黨在第一時間迅速轉移。“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里。”周恩來說。

但顧順章身居黨內要害地位，知道太多共產黨的秘密。“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于他，無不迎刃而解。”徐恩曾說，因為有顧的幫助，“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從1930年到1933年，國民黨方面連續破獲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共產黨從江西蘇區調來大批人員補充損失，但無濟于事，多數補充者被捕后叛變。

徐恩曾讓這些被捕后叛變的人編寫特務教材、擔任特務教員，暗中變節的則繼續留在共產黨組織內，使國民黨全面滲透共產黨地下組織。

1934年9月，負責懲治叛徒、暗殺國民黨特務的中央特科行動科(紅隊)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國民黨臥底。這一年共產黨損失慘重，用當年劉少奇的話講，白區組織損失接近100%。

因絕對實力懸殊，共產黨在第一輪國共諜戰中全面落敗。

抗戰中紅色諜戰起死回生

抗戰全面爆發后，周恩來飛赴南京，為恢復共產黨的組織活動爭取到合法性地位。

“根據雙方新的協議，共產黨員可以在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權利。”徐恩曾說，共產黨因此重整旗鼓，在西安、武漢、重慶等中心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身穿國民革命軍軍服的辦事處人員，雖與國民黨情治系統不斷產生沖突，但后者除了監視外很難采取攻擊手段。

共產黨也吸取抗戰前的教訓：首先要求地下工作者放棄與社會隔離的政策，取得正當職業作掩護。其次是“守法”，不在國統區建立反國民黨團體，也不再吸收進步群眾入黨，減少刺激國民黨，并防止國民黨特工混入。

同黨外人士發展關系的統戰工作也惠及到地下戰線。在桂林，李克農得到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的庇護。在西安，共產黨把秘密電臺安裝在楊虎城公館。有人被捕后也不再如以往孤苦無依，他們可獲得社會各界和輿論的聲援，最終被共產黨高層通過談判領走，這大大減少叛變的可能性。

抗戰期間大量愛國青年進入共產黨的學校和培訓班，隨后奔赴各地參加各種抗戰工作。其中一些人進入國民黨要害崗位工作，在日后內戰時做出重要的諜報貢獻。

他們都屬特別黨員，不需要參加組織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報，只等情況合適時被激活。

在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前，熊向暉去了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鄭重告誡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許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于做閑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卜，白皮紅心。”

著名的共產黨潛伏人員，通常是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個組織不嚴密的政黨里，過硬的人脈關系是個保護罩。

熊向暉的父親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長，1940年春軍統電臺案中被捕的張露萍父親則是川軍師長余安民。沈安娜也出身望族，1938年，上級命令她找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朱家驊謀職。朱家驊非常高興，不僅讓她任秘書處的速記員，還用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身份讓她“特別入黨”。

不過，國民黨情報機構并不像文藝作品渲染的那么笨，熊向暉的行動早被對方察覺，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護才多次平安渡險;保密局人員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談話，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驊”為由擋開。當時，共產黨還擁有蔣介石曾承諾給予的合法公開地位，國民黨情報機關不便強硬行事。

抗戰時，國民黨也實施對共產黨的滲透行動，軍統的漢中特訓班培養出大批特務，利用延安召集知識青年的機會，滲透到各部門。

漢中特訓班的檔案至今未公布，作家郝在今的《中國秘密戰》一書是唯一介紹它的公開出版物。據他說，共產黨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據地抓了55人。而1955年解放軍攻取一江山島后繳獲的軍統文件表明，軍統在抗戰中向共產黨派出670余名間諜。公安部立即設立603專案，最終抓獲631人。

紅色諜戰全面勝利

1948年5月18日，國民黨空軍襲擊華北軍區機關和毛澤東駐扎的河北阜平縣城南莊，所幸毛澤東提前轉移了住所。

這就是著名的“城南莊事件”。破案線索最終來自留在保定的國民黨檔案，一份電報文件泄露了間諜名字——劉從文，華北軍區司令部小灶司務長。保密局通過中間人收買劉從文，獲得軍區和中共中央駐地信息，這差點改寫歷史。

這是國民黨在內戰期間最輝煌的諜戰成就。此前，1947年9月，北平的共產黨地下電臺被破獲，隨后華北、西北、東北的情報組織遭重創，123人被捕，是為“北平間諜案”事件。

除此之外，國民黨在內戰時期的諜戰作為乏善可陳。國共軍事決戰里，最具傳奇色彩的軍事間諜當屬郭汝瑰和劉斐，但尚不能確認此二人是否為地下黨員。關鍵時刻率軍戰場起事的張克俠、何基灃、廖運周等人，則是地下黨員。在戰場上故意部署失誤以讓解放軍獲勝的韓練成，直到1950年才入黨，周恩來曾贊譽他是“沒有辦理入黨手續的共產黨員”。

中國革命成功后，新政權輕松肅清國民黨潛伏在大陸的間諜，而國民黨在臺灣取得勝利。

1949年7月，一份臺共的《光明報》被交到蔣介石面前，證明臺灣有地下黨活動。憤怒的蔣介石召集毛人鳳等開會商討。當毛人鳳散會走出來后，臺灣保密局上校谷正文說正好有臥底潛入一個共產黨的工會，毛人鳳立即命令他從會計室拿兩千元辦案經費，迅速去辦案。

國民黨此時山窮水盡，會計室里只有800元，谷正文只領了500元，不過他很快抓到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時任基隆中學校長的鐘浩東，之后的進展也非常順利。

化名“老鄭”的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脫。但他的隨身資料暴露了“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吳石與參謀總長周至柔的關系非常好，他用這層關系和軍銜來施壓谷正文，但這一套做法在臺灣失效，周至柔拒接吳石的電話，吳石被捕。

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臺共被徹底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