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國一般要取得“傳國璽”方才成為名正言順的“真命天子”。清皇太極從察哈爾林丹漢手中得到了“傳國璽”。然而，此“元傳國璽”后來卻失蹤了，傳說乾隆帝又不為人知地偽造了“元傳國璽”。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國一般要取得“傳國璽”方可以成為名正言順的“真命天子”，不然即使得到天下也會被譏笑為“白板天子”。這項傳國璽制度始于西漢，而“傳國璽”始于秦。相傳，秦始皇用“和氏璧”鐫制寶璽，璽由丞相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制，字體呈“魚龍鳳鳥之狀”，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璽于公元前206年西漢高祖劉邦興兵攻入秦都咸陽時，從秦王子嬰手中得到。從此，這顆至寶便成為歷代強梁爭相攫取的目標。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傳國璽”被之竊取。王莽失敗，傳國璽歸東漢光武帝劉秀。三國時期，“傳國璽”被曹操據(jù)有。三國歸晉，“傳國璽”落入司馬氏手中。南北朝末年，“傳國璽”被隋文帝楊堅奪去，隋末農(nóng)民大起義，此璽又被唐太祖李淵擁有。唐末，石敬塘之亂中潞王李從珂在宣武樓自焚，“傳國璽”與之一起毀掉。至此，漢“傳國璽”消失。然而，此后的許多朝代都宣布有“傳國璽”出現(xiàn)。諸如，后晉高祖石敬塘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寶”，此寶后歸入契丹，遼代末年傳至延禧，金遼交戰(zhàn)被延禧丟失于桑干河，宋紹圣三年，咸陽農(nóng)民段義耕地得寶璽，璽“色綠如蘭，溫潤而澤”，璽文與李斯篆體合，飾以龍鳳魚鳥，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璽于故臣之家……

清皇太極從察哈爾林丹漢手中所得“傳國璽”確有其事、其物。不過，皇太極獲得的“傳國璽”，有人稱其是秦始皇的“元傳國璽”，也有人稱它是后晉石敬塘制的偽璽。這個“傳國璽”不是秦始皇那個“傳國璽”，皇太極極力夸大獲得這個“制誥之寶”的目的無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陽故宮曾藏有的“制誥之寶”，并非皇太極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偽作的膺品。

天聰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極征服蒙古察哈爾林丹汗獲“元傳國璽”，贏得滿漢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lián)泶鳎谝钅旮膰柎蠼馂榇笄澹蔀椤翱缇釢M洲、蒙古的大國皇帝”。這件事在清代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元傳國璽”在清初歷史上意義重大影響廣泛，然而，此璽下落早已不明，甚至連它的印跡也未見有人確指，至今所知不過是文獻史料對它的描述，這不能不說是史界一大憾事。

不過據(jù)傳說盛京鳳凰樓曾經(jīng)藏有所謂“元傳國璽”制誥之寶。鳳凰樓是盛京皇宮內(nèi)寢的門戶，坐落在清寧宮高臺之上，是一座單檐歇山式二層樓閣。此樓在清初大概是供皇帝、后妃登臨玩賞之處。乾隆八年(1742)高宗東巡盛京不久，決定將此樓作為恭貯歷朝《實錄》、圣容、行樂圖以及御用“十寶”的永久場所。太宗御寶在清入關(guān)后存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5)改在鳳凰樓存放。

乾隆十一年初，高宗至交泰殿閱視寶璽，見其中有些寶璽已“歷年既久，記載失真”，有的寶璽則寶文“重復(fù)”不再使用。而且，從寶璽的數(shù)目來說也與《大清會典》記載不符。如《大清會典》稱，本朝“御璽二十有九”，其中，“宮內(nèi)收貯者六”，“內(nèi)庫收貯者二十有三”。而交泰殿實際收藏竟有三十九顆之多。大大超過《會典》定制，高宗為此重新做了厘正。他依據(jù)《周易·大衍》：天數(shù)二十有五的理論，把寶璽的數(shù)目亦確定為二十五顆。下余的十四顆，以其中的十顆因?qū)毼呐c二十五寶文重復(fù)，認定是清初太宗使用之璽，將其依舊送回盛京，貯列于鳳凰樓。

鳳凰樓藏有“元傳國璽”之事在清代影響很廣，如清朝末年出任盛京旗務(wù)處總辦兼盛京內(nèi)務(wù)府總管的金梁曾不止一次的說過，“鳳凰樓所藏御寶，相傳即太宗得之‘元傳國璽’”。

不過，此事也存在若干令人疑惑之處。其一，如果“元傳國璽”存在，為何乾隆十一年送十寶到鳳凰樓不將其一并送來，而要拖到數(shù)十年后？其二，乾隆本人性格風雅，酷嗜翰墨，凡其所經(jīng)無不留題。他曾經(jīng)四次東巡盛京，每次都要登臨鳳凰樓，而且寫過七首吟詠此樓風物的詩詞，內(nèi)容方方面面，而對鳳凰樓藏有“元傳國璽”這件重大的歷史掌故卻只字不提。

“元傳國璽”印跡確認之后，這個謎題也迎刃而解。現(xiàn)將鳳凰樓制誥之寶與“元傳國璽”印跡加以對照，答案自明。

其一，兩璽字跡有別。以“制”字為例。前者(鳳凰樓制誥之寶)字體的出角為九十度標準直角，后者(“元傳國璽”)出角呈弧形。而且二者在筆畫的粗細、字體的結(jié)構(gòu)比例方面也互相不一致。其他三字誥、之、寶也存在同樣的差別。

其二，邊緣粗細有別。前者邊緣的寬度為1.2厘米，后者邊緣僅寬0.8厘米。

其三，印璽大小有別。前者大小為14.5厘米方直。后者大小為12.5厘米方直。

其四，刻工精拙有別，前者字跡刻工粗糙，有刀鋒，筆畫硬而不勻，顯系拙工之作。后者刀法細膩、均勻、字跡古樸莊重。

總之，鳳凰樓制誥之寶顯然是件作偽的鷹品。乾隆皇帝對“元傳國璽”的作偽出于如下原因。其一，太宗所獲之原璽已經(jīng)不存在。據(j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公布的《順治五年許爾安誥命》，這件誥命使用的印璽仍然是“元傳國璽”制誥之寶。而此后頒發(fā)的誥命改用滿漢合璧制誥之寶。其次，太宗征察哈爾林丹汗得元傳國璽，而建國大清之事事載典謨，是清開國史之大事。太宗御用舊寶不可缺少此寶，否則，不僅有悖史實，也是對祖宗的不恭，而且也無法向后世交待。

乾隆偽作“元傳國璽”一案隱秘很深，以至從未顯露任何破綻。不過，當事情真象大白于世后，重讀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寶序》關(guān)于太宗獲“元傳國璽”一段話時令人有新的領(lǐng)悟。如乾隆說：“古有得前代符寶君臣動色矜耀侈為瑞現(xiàn)者。我太宗文皇帝時獲蒙古所傳國璽。容而納之，初不籍以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華夏、重統(tǒng)萬世，在德耶？在寶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這段話顯然有悖史實。其目的有兩點，一為美飾祖宗，再是為其作偽開脫責任埋下伏筆。

鳳凰樓制誥之寶于光緒初年與其他寶璽一起被轉(zhuǎn)移到敬典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國侵略軍進逼盛京，盛京將軍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鳳凰樓制誥之寶在內(nèi)的太宗“十寶”、歷代圣容、行樂圖、御刀以及金條等物，轉(zhuǎn)移至熱河行宮。這件偽“元傳國璽”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