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三國是由魏蜀吳三個國家組成，這三個國家，魏先建國，蜀次之，吳最后。而滅亡時卻打亂了這個順序，蜀先亡，魏次之，吳壓軸。但在三國建國初期，最有希統(tǒng)一天下的是誰？不是曹操，而是劉備。我們習慣稱魏蜀吳，其實蜀的情況比較特殊，它的國號不是蜀而是漢，所以歷史標準稱呼是蜀漢。代表大漢正統(tǒng)。蜀漢之盛，就在劉備諸葛君臣合力，謀取漢中大勝之時，大家勸進漢中王時，張飛曾言：今天下大哥已取一半，當個皇帝都可，如何當不得漢中王？可見劉備呼聲之高。荊州、益州、漢中均在其手，湖北湖南陜西四川。占據(jù)當時半個中國。為什么最有希望統(tǒng)一天下的國家，卻第一滅亡呢？表面上看，蜀漢亡于魏將鄧艾的一次偷襲，實際個根本原因不在此。當鄧艾兵臨城下時，諸葛亮兒子諸葛瞻匆匆應戰(zhàn)一觸即潰后，后主劉禪已無大將可用，滿朝文武紛紛做投降的打算。

顯然，人才的枯竭才是蜀漢滅亡的根本原因。蜀漢后期，“人才市場”嚴重衰敗。蜀中已無大將，人才枯竭斷檔嚴重。平庸廖化作了先鋒，費祎蔣琬有德無才，大都將就材料，諸葛亮故去之后支撐蜀漢軍事局面的兩位大將，姜維與夏侯霸，竟都來自曹魏陣營。最后文武百官悉數(shù)聽命于弱智的皇帝，縱然諸葛亮鞠躬盡瘁，庸才輩出的蜀漢亦焉有不亡之理？！當初蜀漢不是這個樣子。劉備上下人才濟濟，從諸葛亮到“五虎將”，個個忠義忠心赤膽。這與劉備用人很大關系。劉備用人比較寬松、容忍個性并善于用人之長。所以劉備時期的蜀漢造就黃金一代。

但劉備死后，這種局面不復存在。諸葛亮的“用人之道”不及劉備，他“重德輕才”，他對人才求全責備，不容人才個性。比如在使用王平魏延的問題上，諸葛亮與劉備截然不同。王平將軍的特點與名字相符——四平八穩(wěn)、謹慎作戰(zhàn)。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個性同本領一樣強，這是魏延的特點。關于他的才氣與功績，無論史書還是演義，都是公認的卓著。每次戰(zhàn)役均打前鋒，斬王雙，救危難，屢立戰(zhàn)功。尤其獻“兵出子午道徑取長安”妙計，為后人稱道。當劉備把“漢中太守”授予他時，其實已經(jīng)視他為“韓信再世”。漢中太守一職，是蜀漢要位，其地位不次于“荊州牧”，得此職相當于“第二關羽”。當這塊云彩飄落到魏延頭上下起雨來時，蜀漢眾將無不艷羨。

劉備愛才重魏輕王，諸葛重德重王輕魏。劉備死后，諸葛亮礙于青黃不接的人才形勢，不得不用魏延，但卻時常把魏延納入“普通戰(zhàn)將”一員，甚至與陳式之流的牙將并列。對其始終不放手使用，助長戰(zhàn)績平平的王平爬到網(wǎng)絡魏延頭上。從魏延的最終結(jié)果看，似乎驗證了諸葛亮的先見之明——腦后反骨，此人必反。但是不妨設想，如果按照劉備的重用魏延之才的思路走，魏延會反嗎？懷才不遇是每個人才人心改變的發(fā)端，主帥總像賊一樣防著屬下，屬下的心能不起變嗎？諸葛亮在時，魏延是不敢反；而劉備在時，魏延是不愿反。不妨想一想，個性突出、智勇雙全德的魏延，他反的主子，從蔡瑁到韓玄，哪個不是“頑惡”之輩？就因為這樣的“反抗”精神，這樣的大才終生在蜀漢難有大作為。

好德勝于好才，必有虛偽之徒表演的舞臺。蜀漢滅亡圍在后主身邊的，均為虛偽無能之輩，一觸即潰，大難臨頭各自飛，他們貌似忠厚實則見利忘義，勸劉禪投降。如果你收獲了惡果，那一定是早就埋下了種子。諸葛亮沒有為蜀漢留下足夠的人才庫，在蓄才選才上，他是一個不及格的主帥。深挖下去，諸葛亮設置的人才“關”，其實延續(xù)了“孝廉選才法”，漢朝“舉孝廉”，當然也產(chǎn)生了人杰，然而，過于考究德的體制，缺乏公平競爭的程序，也衍生了大量的偽君子，這些偽君子，大都是庸才。東漢的衰亡，說明“舉孝廉”選才體制已經(jīng)走入死胡同，而蜀漢不以為戒，秉承“舉孝廉”遺風，收獲的是東漢同樣滅亡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