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王旦 [金]史肅

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

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jīng)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戟牙驚六軍。

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轂東巡邏，公總干戈練征戍。

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衣出郊雖頻戰(zhàn)，氈帳沿河未肯修。

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

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

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為群犬獲。胸中氣憤暴雷聲，頷下須張猬毛磔。

將軍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昔聞陜右段忠烈，今見常山顏杲卿。

棟圬榱崩人短氣，平生況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詞，定灑英雄千古淚。

王旦者，昆陽守王子明也。(1)

王晦，《金史》本傳作王晦，字子明。而詩作王旦，字子明。是否為同一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為什么出現(xiàn)上述不同呢，這個要從金朝的避諱制度尋找答案，根據(jù)《金史》，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2)，王旦之“旦”與金朝熙宗名之“亶”同音，在避諱之列，所以王晦本名王旦，在泰和元年七月以后改名王晦。

王晦在年輕時就以慷慨之氣聞名，這在金人著作中可以看到，金人劉祁寫到：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慷慨以俠聞，其友人出游久，妻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無如之何。晦教之，復為遠出計。治裝即歧，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趨啟軒以逃，晦伏軒外，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明日，晦詣有司等自陳其事，有司義而釋之。”(3)金史亦有類似記載“(王晦)少負氣自渼，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4)正史顯然不如筆記完備，如果我們再通過詩歌記述“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jīng)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戟牙驚六軍。”我們不難得出王晦慷慨義氣，有文有武這一形象。王晦和后來其他讀書人一樣，走科舉出仕這條道路，他“中明昌二年進士”，先后擔任“長葛主簿”“遼東路轉(zhuǎn)運司都勾判官”“北京轉(zhuǎn)運戶籍判官”“安陽令”“簽陜西西路按察司事”“平?jīng)鲋沃小薄吧俑俦O(jiān)”“戶部郎中”等一系列官職。(5)，本來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憑借他的性格，完全可能在仕途之上走得遠一些，也許會成為像王修一樣的清官，但是在金朝中后期的金蒙戰(zhàn)爭發(fā)生后，則完全改變了他的命運。

金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蒙古成吉思汗以報世仇為名誓師伐金，而金防守邊疆的參知政事完顏承裕(胡沙)和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千家奴)在前鋒與蒙古接戰(zhàn)敗后，畏敵如虎，一味尋求逃跑，被蒙古軍追擊大敗于會河堡。“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銳盡沒于此。”(6)“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役。”(7)，隨后蒙古軍后破金怯戰(zhàn)之西京留守紇石烈執(zhí)中7000軍，再后陷宣德居庸關，逼近中都，分兵掠取中原腹地。

金崇慶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蒙古軍復南下，攻西京，不克，金將奧屯襄來援，全軍盡沒，后成吉思汗中流矢，蒙古軍解圍。

金至寧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成吉思汗大舉侵金，七月，在蒙古軍強攻之下，加之金將完顏綱與術(shù)虎高琪不和，十萬之眾大敗于縉山，后蒙古軍乘勢破居庸關，復圍中都。

而金在大敵當前之時，將領紇石烈執(zhí)中發(fā)動政變，殺金帝衛(wèi)紹王，立豐王珣為帝，是為宣宗。而后術(shù)虎高琪與蒙古兵戰(zhàn)敗，懼紇石烈執(zhí)中之誅，提兵入中都，殺紇石烈執(zhí)中，宣宗任命術(shù)虎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軍在圍攻中都同時，兵分三路深入金統(tǒng)治中心中原地區(qū)，中原地區(qū)大部州縣淪陷“是歲，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8)、邳、海州十一城不下。”(9)，除了金朝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外，和蒙古軍計策也有關系，蒙古軍采用驅(qū)守城軍士家屬攻城的方法“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后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xiāng)民為兵，上城守御。大軍(蒙古軍)盡驅(qū)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10)。詩所見“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就是說明了這個意思，這里金人稱蒙古人為“胡”，是頗有自認中原正統(tǒng)的意思。

在蒙古軍強攻之下，加之金防御無方，被迫向蒙古軍求和“(貞佑二年)三月辛未，遣(完顏)承暉詣大元請和。”(11)，將衛(wèi)紹王之女嫁與成吉思汗，蒙古軍退走。但隨后金宣宗畏懼蒙古軍，不顧大臣勸阻，一味決心遷都南京(開封)，在遷都的過程中，金人對以契丹人為主的乣軍的猜忌引發(fā)了他們的北叛，將金之虛實盡報之蒙古，蒙古以金遷都為借口，再次大舉侵金。

在蒙古大舉南侵之時，王晦勇敢挺身而出，“貞佑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余統(tǒng)之。率所統(tǒng)衛(wèi)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12)隨后蒙古軍攻擊不克的通州，王晦受命解圍“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13)而詩則作“練衣出郊雖頻戰(zhàn)，氈帳沿河未肯修。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關于解通州之圍，詩遠較史具體，寫出了具體的過程，是難得的補史材料，說之“以詩補史”一點也不過分。隨后王晦回到順州，就是那個金、元二史稱之為少數(shù)幾個沒有被蒙古軍攻克的州城之一，“燕都受圍，唯順州堅守。”(14)，蒙古軍集中全力來攻，孤城堅守，史書中完整記載了其死節(jié)的經(jīng)過：

“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眾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fā)。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茍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zhí)，不肯降，遂就死。”(15)而詩作“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為群犬獲。胸中氣憤暴雷聲，頷下須張猬毛磔。將軍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在順州失守這個事實上，詩不如史具體，但仍然不失補充和參考，尤其值得參考的是作者的態(tài)度，作者明知他堅守的“順州”，但是厭惡這個“順”字，以“昆陽”代之，意味順州本來可以起到和西漢末昆陽相似的作用，但是卻被身為“叛臣”的“群犬”出賣了，詩人慷慨悲歌，高度贊揚這位勇將的同時，對“叛臣”和“群犬”給予憤怒的譴責。并把王晦的事跡比作唐朝的段秀實和顏杲卿。最后一段“棟圬榱崩人短氣，平生況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詞，定灑英雄千古淚。”更是慷慨激昂，未嘗沒有愿意與死者同仇敵愾的意思。

根據(jù)金史的記載，王晦死節(jié)時“初，晦就執(zhí)，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王晦受到金政府的高度贊揚“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為筆硯承奉。”(16)，順州失守，金元二史均作為大事來記載，金史載“(貞佑二年十月)丁酉，大元兵徇順州，勸農(nóng)使王晦死之。”(17)而元史作“(成吉思汗十年)夏四月，克清、順二州。”(18)

王晦作為較早為金殉節(jié)的人物，一直受到人們的紀念，元人亦如此，元朝大儒王惲在至元七年十月廿二日路過順州，與人“話金節(jié)侯剛忠王公子明死節(jié)事”，并賦詩以吊。(19)，另一元朝理學名家郝經(jīng)，作《金源十節(jié)士歌》，專門歌頌金朝死節(jié)之士，第一首即《王子明》：

“時危始作通州守，賊臣遽獻居庸口，千群鐵騎繞燕都，玉輦倉皇下殿走。

孤城彈丸當畿甸，飲血登陴日酣戰(zhàn)，進明逗留南八回，拊髀張拳面迎箭。

日暈忽破城無址，失守何顏見天子，朝服南向再拜畢，意色不動握節(jié)死。”(20)同樣給予高度評價，將王晦死節(jié)的所在當作他解圍的“通州”而有意隱去“順”字。

最后說一下此詩的來歷，此詩和其他兩首金人所作詩一同被南宋人繳獲，后被輯錄在明人《古今說海》中，由于南宋人對王晦的這首詩和其他一首詩說道“著其敗亡之際，以見天道之好還”就是說如今看到蒙古統(tǒng)治者如今正在以當年女真統(tǒng)治者對付宋人的手段來對付金人，作者感到金人遭了報應。而在編纂《四庫全書》時，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乾隆皇帝，對這句話感到相當刺耳，于是下令四庫館臣將這些詩全部予以抽毀。如今只能在此書的非四庫本才能找到。這就提醒了我們，我們承認四庫全書是一部巨著，有些書的經(jīng)過集體的校勘，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但是關于宋金關系的一些書大多經(jīng)過刪除 抽毀 篡改，所以我們研究宋遼 金 元關系史時，能不用四庫本則不用四庫本，實在不得已用也要謹慎。根據(jù)今人研究，明人《永樂大典》中未被四庫館臣輯出的書與宋金關系有關。(21)，有些史料除了現(xiàn)在的殘本《永樂大典》尚存外，大多隨大典的毀滅而無存，對于歷史研究特別是金史的研究，確是一筆不小的損失。

(1)[宋]陳郁《話腴》，轉(zhuǎn)引自梁太濟先生《金朝敗亡歷程的可貴記錄-----<話腴>“端平甲午”條所錄金詩三首淺釋》《文史》2002年第三輯，本文好多資料和觀點參考了梁先生的文章

(2)《金史》卷一一《章宗紀三》

(3)[金]劉祁《歸潛志》卷十

(4)《金史》卷一二一《王晦傳》

(5)《金史》卷一二一《王晦傳》

(6)[元]《圣武親征錄》

(7)《金史》卷九三《完顏承裕傳》

(8)《金史》卷一四《宣宗紀》“德”作“徐”

(9)《元史》卷一《太祖紀》

(10)[元]偽托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四《宣宗紀》，亦見《續(xù)資治通鑒》卷一六零

(11)《金史》卷一四《宣宗紀上》

(12)《金史》卷一二一《王晦傳》

(13)《金史》卷一二一《王晦傳》

(14)[金]元好問《遺山集》卷一八《趙思文神道碑》

(15)《金史》卷一二一《王晦傳》

(17)《金史》卷一四《宣宗紀上》

(18)《元史》卷一《太祖紀》

(19)[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二五

(20)[元]郝經(jīng)《陵川集》卷一一

(21)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頁391，另外關于宋人記載的金朝史料，好多是高宗一朝的，而在金朝世宗以后的記載相對南宋高宗一朝對金朝的記載相比則非常稀少，至少不是在清朝，在元朝初年以抄撮宋人書為主的《大金國志》關于世宗以后的材料作者都感到相當困窘，以致不得不把《南遷錄》這樣的偽書也當成主要取資對象。關于《大金國志》一書的史料來源，可以參見劉浦江先生《遼金史論》頁335--356《再論〈大金國志〉的真?zhèn)巍芬晃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