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初的隆冬季節，宋將岳飛遇害于風波亭。這一悲劇使他本人成為漢民族主義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贏得了僅次于關羽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對立斗爭神話。關于岳飛的死因，歷史上有很多爭議，那他究竟是死在了誰的手中。

南宋初年的軍事形勢

幾乎所有關于岳飛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當道、岳飛冤死，本來宋軍是可以收復中原的。這也是后人懷念、推崇岳飛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設。其中最著名的傳說就是岳家軍在朱仙鎮大捷后，迫于12道金牌壓力而放棄經營中原。鄧廣銘早已證明：朱仙鎮以500騎兵敗金軍10萬、12道金牌等均非史實，而是岳飛之孫岳珂虛構出來的。岳飛的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實際上夾雜進了很多漢族人因憤懣而未能滿足的愿望。

但歷史事實往往更嚴酷。1140年岳家軍北伐的確取得了一些勝利，并罕見地在平原上以騎兵對陣決戰的態勢擊敗金軍，不過戰果其實頗為有限：如潁昌之戰金軍參戰有3萬騎兵和10萬步兵，而宋軍的戰果是殺敵5000，俘虜2000多，繳獲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戰宋軍對陣金軍1.5萬騎兵，戰果僅奪得戰馬200多匹；小商河之戰殺敵2000多。以上還是宋朝方面的記錄，當時國史大抵夸勝諱敗，不可盡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記錄，金兵的損失看起來也遠未達到喪失反撲能力的程度。

然而歷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時使盡全力也不能取勝，那么該怎么辦？勢弱的一方，通常選擇很少。歷代詬病宋高宗急于求和，與秦檜共為陰謀，盡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爭議的地方，但作為一個皇帝，他首先考慮的是趙氏王朝能一直維持不墜。南宋初年基本被動挨打，岳飛北伐的短暫突擊式的勝利，在高宗看來乃是為數不多的可與金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長期以來，宋高宗是一個在歷史上得到頗多劣評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對待岳飛一事極不得人心。憤激者痛斥他喪心病狂地執行投降路線，其原因是他貪生怕死、又貪戀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歸，甚至暗示他受驚嚇不育，導致精神不健全。

這些指責在我看來很靠不住：首先，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報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殺岳飛，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擔心徽宗南返奪位的問題；欽宗也未必能動搖他當時的地位。其次，他已經是皇帝，何來賣國投降動機？第三，如果他一味執行投降路線，那么岳飛一死，按說最大的障礙已去，金軍為何也無大舉進攻？

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受欽宗蠟丸密信，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星夜馳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虜，后伺機逃脫。之后戰亂中宋軍一路潰敗，趙構飽受追兵驚嚇，這一點也常被用以論證他的怯懦無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在宋徽宗的31個兒子當中，趙構是唯一的幸存者。賈志揚《天潢貴胄》中評說：“宋朝之得以復興，要歸功于趙構的逃跑。”當時如果他沒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戰死，那么可能會出現一個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紀，而是在12世紀就征服中國了。

事實上在南宋，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冒牌宗室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純正血統的皇子形成一個政治中心，當時的南宋很可能會崩潰。從當時危亂的局勢來判斷，宋高宗有能力與金維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分立局面，已經是一項極為艱巨的政治任務，而不必因為失地未收復就輕易對他加以激烈的指責。單就當時的政治任務而言，我認為宋高宗是一個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與岳飛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亂，趙宋對驕兵悍將極為戒備。自建國始，直接領兵將帥不得參與軍政大計，以防止他們利用機會發動政變；而主管軍政大計的文官，雖有權調動軍隊，制訂戰略決策，卻又無一兵一卒。宋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

宋廷在對武將壓制的同時，又一向加以優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錢每月300貫，從二品的節度使卻有400貫；節度使的公用錢更驚人，每月3000貫至一萬貫，而岳飛建節兩鎮，月薪至少萬貫無疑。自高宗南渡，財政拮據，官員的俸祿只支1/3到2/3，“唯統兵官依舊全支”，這無疑也激發了岳飛效忠的決心。

高薪養兵的用意，在于使之樂于享受，而無政治野心。《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中記載，秦將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賞賜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齒，王翦卻說：秦王慣常猜疑，如今將秦國所有大軍全交給了我，我不這樣做，難道讓秦王對我起疑嗎？

岳飛沒有老將王翦那樣洞察世故。我們后人在看待岳飛的事情時，遭遇到一個強有力因素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岳飛是個赤誠的愛國者。宋高宗和我們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邏輯，難以判斷岳飛是忠臣還是野心家。岳飛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頗得軍心，能答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這樣的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與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難以確認岳飛是否忠誠的情形下，他寧可錯殺。

岳飛的悲劇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剛正清廉，對政治簡直毫無頭腦。他忠誠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為高宗最欣賞的將領。但是岳飛顯然并未意識到自己這番舉動已遭朝廷疑忌。岳飛不懂政治顧忌，以為自己問心無愧，直言進諫，即使在當時朱熹看來，卻已是“驕橫”了。使他至死也未知這一猜疑與自己平素沒有心機和政治覺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