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經過多年的征戰，曾國藩率領他的湘軍終于平定了太平天國，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對于清王朝的頂梁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并不吝惜賞賜，給了他極高的封賞，此時的曾國藩榮寵至極。然而，這并沒能給曾國藩帶來多少快慰，相反，他卻有一種臨深履薄的驚心。在一首給其弟曾國荃的詩中，曾國藩道出了自己當時的境況和心態：

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云過太虛。

無獨有偶，二十年之后，他的兒子曾紀澤在萬里之外的英倫，也寫下了意象相似的詩文：

不可淹留是歲華，鬢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戀棧空馀豆，頗欲安爐去煉砂。

故國音書多懊惱，中年詩集半傷嗟。

低頭一拜陶彭澤，萬事乘除問酒家。

詩中提到的屠羊說和陶彭澤是什么樣的人？有著怎樣的嘉言懿行，竟令聲名煊赫的曾氏父子也對他們頂禮膜拜呢？

屠羊說是《莊子》中的一個人物，故事是說春秋時楚昭王喪失了王位，屠羊說跟隨昭王逃難。后來，昭王回國又奪得了王位，要賞賜跟隨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說。屠羊說卻說：“大王丟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職業;現在，大王恢復了王位，我也恢復了從前的職業。既然我的俸祿已經恢復了，又何必再行賞賜呢？”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崇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沓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昭王執意要獎賞他，屠羊說說：“大王失國，不是我的罪過，我不能接受懲罰;大王復國，也不是我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賞賜。”昭王打算接見屠羊說，屠羊說又說：“根據楚國的法令，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覲見國王，而我的智謀不足以保存國家、勇力不足以殺死敵寇。吳軍進攻郢都的時候，我是畏懼艱難而逃避，不是一定要追隨大王。現在大王要違背法令來接見我，普天之下，我沒有聽說過這種做法的。”

昭王覺得屠羊說雖然地位卑賤，然而“陳義甚高”，準備讓他擔任三公的職位。屠羊說說：“我知道這三公的職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貴得多，所得的俸祿也優厚得多。然而，我怎能貪圖高官厚祿而使國王蒙受妄施的惡名呢！我不敢當，還是讓我回到集市上繼續從事屠羊的職業吧！”就這樣，屠羊說始終沒有接受昭王的賞賜。

作為一個重義輕利的典范，屠羊說備受后人推崇，《新唐書》里就記載了一個名叫李渤的人的事跡，展現了與屠羊說同樣的精神風貌：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于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御寇拒粟…… 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于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鐘，知貴于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

至于曾紀澤詩中的陶彭澤就是陶淵明，東晉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因曾做過彭澤縣令，故有此稱謂。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常常為人們津津樂道。他曾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他這種不隨流俗的心境和行為在后世也深得嘉許。《宋書》說他“少有高趣”。《舊唐書》贊頌他是“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于出處之間”。宋人洪邁在他的名作《容齋隨筆》里更是稱譽他“高簡閑靜，為晉、宋第一輩人”。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崇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沓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不論是深為曾國藩推崇的屠羊說，還是曾紀澤心向往之的陶彭澤，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不縈懷個人的名位和際遇，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對其產生了心靈感應。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崇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沓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曾國藩，又經過多年宦海沉浮的歷練，深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的道理，意識到“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當于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這樣，才能“持盈保泰”。也難怪曾國藩對屠羊說如此崇拜了！這里，曾國藩感佩和心儀的是屠羊說內心的超脫與寧靜。

曾紀澤(1839—1890年)，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子。曾國藩死后，曾紀澤襲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他被遴選去從事外交事務。1878—1886年間出使英、法、俄國。1879年因崇厚簽訂的《里瓦基亞條約》喪權太甚，舉國嘩然，清政府迫于輿論，拒絕批準條約，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兼充出使俄國大臣赴俄談判，力圖挽回損失。面對如此不利局面，曾紀澤不避艱辛，決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他分析形勢，認為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后，財力已大受損傷，且與英國等國有矛盾，不會再對中國發起一場戰爭，俄皇與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結之意。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駐扎西陲，可以作為后援，因此，事情猶有可為。經過一番艱難的斗爭，繁復辯駁，終于于1881年重新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爭回了部分權益和領土。這是曾氏一生中最為光彩的一件事，為其生前身后贏得了美好的聲名。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崇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沓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戰爭和中法交涉中，曾紀澤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極為痛心的打擊。作為行走在外交第一線的使臣，他有責任和權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對時局的設想，曾紀澤忠誠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努力向最高決策者進獻忠言，希望能為國家再爭得一線生機。本來，經過二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中國的國力已經頗有些氣象，而法國經過普法戰爭的失敗之后，也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強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統籌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場上與之一決高下，在談判桌上與之騰挪周旋。然而當時的清政府實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審時又昧于大勢，只是一味地妥協退讓，致使曾紀澤的真知灼見在中法交涉中沒有發揮積極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結果和來自國內的訓示讓他懊惱，他深感自己的無力與無奈，思忖年華漸逝，鬢發已衰，他只能隨緣了。此時，陶彭澤閑靜、淡遠的人生態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無常、禍福難測——“人間隨處有乘除”，但他們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際不一樣，具體的人生態度也稍有差異：曾國藩位尊權重，深忌“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因此很超然——“萬事浮云過太虛”;曾紀澤承襲父親勛名，有才，但不能見重于當道，而政府舉措失宜，中外交涉自是歩履維艱，處此情境，“一腔憤血，寢饋難安”，深嘆“數年豪氣，一朝喪盡矣”，似有聽天由命的味道——“萬事乘除問酒家”。不同的人生態度影響了他們以后各自的行程：曾國藩謹小慎微，獲得善終，死后謚號“文正”，備極哀榮;曾紀澤的主張因與最高當局的決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國大臣兼職，后又被召回國，在京城做著不大不小的閑官，“不得當路之助”，頗不得意，郁郁以終。

曾氏父子都是中國傳統文化陶鑄出來的精英，在時代潮流的沖擊、影響下，他們具備了一些傳統士大夫所沒有的因素。曾國藩是洋務派的地方首領之一，曾紀澤似乎走得稍遠，他精通英語，目光新銳，持節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沖樽俎，為國家挽回了些許權利。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仍充溢著傳統士大夫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們仍屬于傳統的士人階層，只是時代的風云變幻將他們推上了歷史的前臺。在晚清詭譎的政局中，他們本能地將思維指向舊有的詩書典籍和他們心目中的名人賢士，在那里尋找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來，也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