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次白本不是一個會被載入史冊的人物。只因家中的一門姻親，在中國面臨改天換地的關口，李次白被歷史、被命運選中。這一段經(jīng)歷直到1991年李次白去世四年后，才在一本大陸出版的書籍上首次得到公開承認。這本書不厚，薄薄一頁紙的篇幅記載了李家坎坷命運的開端———

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臺灣高雄市凱歌歸飯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他們都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jīng)國的心腹，為首的是蔣經(jīng)國屬下的廳長胡偉克。

許念婉(李次白夫人)：胡偉克是他的同期同學，到飯店來找次白，說國家有難，你是黃埔六期的，應該出來擔當一點。你跟陳毅是姻親，你到大陸去。

1950年的臺灣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共產(chǎn)黨已奪取中國大部分領土。這一年的1月5日，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發(fā)表聲明，表示美國將不會使用武裝部隊干預臺灣局勢，也不愿卷入中國的內(nèi)戰(zhàn)，美國不會向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捐助或顧問。這一聲明被看做是美國對臺灣的“袖手旁觀”政策。國民黨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蔣介石會在此時興起與中共求和的念頭嗎？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主編的《中國國民黨百年風云錄》在大陸出版。厚厚的三大本、兩千多頁，其中有一頁記載了李次白的經(jīng)歷。

胡偉克開門見山，講起了形勢：“目前黨國處境非常困難，經(jīng)國主任既北倚長城，當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陳毅的大嫂子，這就是請你和共產(chǎn)黨對話的資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陸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們的性命，不，應該說是整個黨國的命運。”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臺海兩岸曾建立了持續(xù)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誠、南懷瑾，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銘刻在了兩岸秘密交往的歷史中。他們?yōu)閮砂吨g的和談穿針引線，傳達心聲，成為潛行在兩岸之間的重要人物。

李文谷(李次白二兒子)：當時由胡偉克出面，還有蔣經(jīng)國到胡偉克家，我媽媽陪著我爸爸一起到胡偉克家里。當然，三個人談細節(jié)的時候，媽媽是沒有在旁邊聽，整個過程都是在私下進行。

蔣經(jīng)國對李次白說：“現(xiàn)在談國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產(chǎn)黨席卷大陸，躊躇滿志，你和陳毅是至親，我看可以深談，最低限度，希望不進攻臺灣。”李次白應允之后，蔣經(jīng)國又說：“這次請你出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偉克他們?nèi)坏脑O計，以后諸事均直接與胡聯(lián)系。”李次白聽了心中有些犯堵：蔣經(jīng)國既要國共接觸，又不敢承擔責任。不過他沒有將不滿表露出來。

還未出發(fā)，蔣經(jīng)國已是要推托責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陸上吉兇難料，回來臺灣怕也是會被扣上“通敵”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還是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并于幾天后抵達上海。對于這次決定，李次白在1982年的一封家信中說過這樣幾句話：

多年來同學胡偉克、蔣經(jīng)國害我，叫我把陳搞過來，許我以財政部。官迷心竅，冒險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離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兒子)：我母親經(jīng)常抱著我去找胡偉克要錢，后面還拖了四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們開始的時候是坐黃包車去，可能后來沒錢了，就開始走路去。

與陳毅的會面改變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過程卻十分簡單，當時陪同的還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陳毅的大哥陳孟熙。對于國共和談，陳毅說了這樣一番話：

國共合作的話題，現(xiàn)在先不提，現(xiàn)在提為時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進革命大學學習，明天就去，你們的親友們都去，你們把名單開來，我明天就告訴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

雖然和談的計劃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務至此本應功成身退。只是歷史戲劇性的轉(zhuǎn)折卻將李次白推入了命運的深淵。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第七艦隊迅速進駐臺灣海峽，臺灣重新獲得了美國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反攻大陸的夢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偉克連忙向李次白發(fā)出急信，指示他“國共合作之事不必說了”，并讓他留守上海相機行事。此時距李次白離臺尚不足一個月。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來分隔天涯。

李文駒(李次白長子)：我以為父親是在大陸被害的，后來才知道，父親是被共產(chǎn)黨在青海勞改了。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終其一生都未能回到臺灣。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臺海兩岸曾建立了持續(xù)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誠、南懷瑾，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銘刻在了兩岸秘密交往的歷史中。他們?yōu)閮砂吨g的和談穿針引線，傳達心聲，成為潛行在兩岸之間的重要人物。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為國共兩岸溝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訊社的記者，抗戰(zhàn)時因報道臺兒莊大捷和皖南事變一舉成名。1941年，蔣經(jīng)國主政江西贛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贛南報》，并擔任總編輯。盡管與蔣經(jīng)國有著知遇之交，1949年國民黨敗走臺灣時，曹聚仁還是留在了上海。事實上，曹聚仁與共產(chǎn)黨也頗有交情，抗戰(zhàn)時他經(jīng)常往來新四軍駐地，不僅采訪過周恩來、陳毅，更是第一個公開報道皖南事變的記者。

曹雷(曹聚仁長女)：1956年，我媽媽曾經(jīng)接到一封我父親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給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說為了兩黨的和好、祖國的統(tǒng)一，愿做橋梁前去北京，請邵老向中央轉(zhuǎn)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復一簡函，大意是歡迎他回來。

1956年的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溝通兩岸的開端。曹聚仁抵達北京時，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剛剛開過，共產(chǎn)黨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臺灣。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內(nèi)，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來、陳毅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頤和園一夕談》為名，發(fā)表在一個月后的《南洋商報》上，并于多年后編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語》。

席上，記者便問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實際價值，周氏說：“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zhàn)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tǒng)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這被視為中共第一次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國統(tǒng)一。報道在海外發(fā)表后，立刻引起了華人世界震動。從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可以看出，此后不到三個月，曹聚仁又再次領命北上，而這一次談話的核心內(nèi)容已是臺灣回歸后的人事安排。

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辭修(陳誠)愿意做臺灣地方長官，經(jīng)國只好讓一下……辭修如愿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宜生(傅作義)之下，經(jīng)國也可以到中央，為了應付美國人，可以說反共的話，這我們完全理解，我們勸他們約束一下，不要派人來搞破壞活動，去年“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弄得名聲很不好，今年又想來搞八大，這樣不得人心，將來不好向人民交代。我們不破壞他們，希望他們內(nèi)部團結(jié)，他們的一切困難都可以提出，我們是誠意的，我們可以等待。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臺海兩岸曾建立了持續(xù)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誠、南懷瑾，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銘刻在了兩岸秘密交往的歷史中。他們?yōu)閮砂吨g的和談穿針引線，傳達心聲，成為潛行在兩岸之間的重要人物。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毛澤東親筆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使得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進一步升級。反右運動的消息傳到臺北，蔣介石大呼“反攻復國”的時機已到。此后的幾個月，一度和緩的臺灣海峽再度戰(zhàn)云密布，先有美軍第七艦隊在臺灣南部海域舉行大規(guī)模軍事演習，一個月后，國民黨軍也出動11萬人進行了退守臺灣后最大規(guī)模的軍演，并迅速向金門、馬祖等外島增兵。多年來密使行動的成果付諸東流。

1957年夏天過后，曹聚仁一直都沒有北上，直到轉(zhuǎn)年間的8月，他才再次被召喚去北京。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在回憶錄中曾簡單提到過此事，說是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曹聚仁，并要他將“炮擊金門”的行動轉(zhuǎn)告臺灣。

8月23日炮戰(zhàn)是正午12點突然開始的，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報道了這個消息。

本報駐香港記者郭宗羲21日專訊，據(jù)此前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終止停火是針對杜勒斯東來的一種表示，據(jù)云，此前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終止停火命令，雖用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頒發(fā)，但均是出自毛澤東之手筆，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臺灣海峽問題由北京與臺灣自己處理，可能產(chǎn)生和平有效的結(jié)果，任何外人的干預將使局勢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戰(zhàn)的消息搶先發(fā)表在報紙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對此也無異議。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將中共計劃停止炮擊金門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報》上。起初，中共并沒有責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中，還記錄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報道刊登后的第八天，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并讓他向臺灣轉(zhuǎn)述“只要蔣介石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的意思。甚至毛澤東還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臺灣同胞書》，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報》的報道，雖然這篇文章最終沒有發(fā)表，但卻收錄進了多年后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曹雷：可是從國家保密這點來看，總理就說怎么可以這樣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擊金門后一年，周恩來在北京接見曹聚仁，批評他不應將解放軍停轟金門、馬祖的新聞賣給《南洋商報》。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來年譜》里出現(xiàn)。至于曹聚仁為什么要將密使消息公布在報紙上，也許可以從多年后他寫給好友費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

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門病逝，為兩岸統(tǒng)一癡等了一輩子的他就這樣客死異鄉(xiāng)。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臺海兩岸曾建立了持續(xù)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誠、南懷瑾，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銘刻在了兩岸秘密交往的歷史中。他們?yōu)閮砂吨g的和談穿針引線，傳達心聲，成為潛行在兩岸之間的重要人物。

蔣經(jīng)國青年軍干部沈誠秘密北上接觸葉劍英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誠突然收到一家國貨公司送來的請柬，邀請他去北京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

沈誠在拿到請柬后的第三天去了趟臺北，面見蔣經(jīng)國。他回憶了這次與蔣經(jīng)國的會面。

經(jīng)國先生他說，按政策你去大陸是違法的，他不鼓勵我“違法”。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他又囑咐我，以黨員身份到中央黨部“陸工會”向白萬祥主任報備一下。臨別時，經(jīng)國卻例外地交代了我一個私人任務，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邊情形，最好能拍攝一些現(xiàn)場片等。

得到蔣經(jīng)國批準，北上赴會的沈誠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層的關注，葉劍英特意找到沈誠，詢問蔣經(jīng)國對臺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專人陪同他去溪口訪問。

宋小瑞：向鄧小平自我介紹的時候，他說，我是國民黨黨員，還是國民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完了他就講，我是反共的。鄧先生抽了一口煙，停了幾十秒，然后用非常濃的四川話講：反共不要緊，只要不反華就行。沈老認為鄧先生特別偉大。

1987年的春天，沈誠再次來到北京。中共中央對臺辦主任楊斯德來到他的住所。經(jīng)過六年的溝通互動，中央政府終于決定，寫一封密函，請沈誠轉(zhuǎn)交蔣經(jīng)國。密函由蔣經(jīng)國在莫斯科時期的同窗楊尚昆具名簽署。

經(jīng)國先生大鑒：近聞先生身體健朗，不甚欣慰！沈君數(shù)次來訪，道及先生于國家統(tǒng)一之設想，昆等印象良深。我黨主張通過兩黨平等談判而謀其實現(xiàn)。為早日實現(xiàn)雙方領導人的直接談判計，昆謹代表中共中央邀請貴黨派出負責代表進行初步協(xié)商。望早日決斷。

這封信的行文，已是雙方多次溝通后的成果，算是第一次明確提出，未來的談判應依國共兩黨對等的原則進行。根據(jù)沈誠在回憶錄里的記載，蔣經(jīng)國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見過沈誠。談話中，蔣經(jīng)國雖然覺得中共有些操之過急，但函件中所體現(xiàn)的方針原則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國民黨陸工會來籌備與大陸談判的工作。就在這次會面后的三個月，臺灣陸續(xù)解除黨禁、報禁，并宣布從當年的7月20日起，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而跟隨蔣氏父子背井離鄉(xiāng)拋妻別子的國民黨老兵們，也在這年的11月等來了允許回大陸探親的消息。

那天，蔣經(jīng)國先生的精神很差。臉上更比上次見面時顯得浮腫，音調(diào)也十分低沉，說話時口齒也有些欠靈。我見此狀，內(nèi)心真有說不出的難受。他看看我，說，今天找你來我要告訴你的是下一撥正式去北平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決定，你可以多留幾天，過了元旦才回去。那時，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1988年1月13日，蔣經(jīng)國帶著尚未來得及圓滿的統(tǒng)一夢，在臺北病逝。1988年1月21日，蔣經(jīng)國去世剛過頭七之時，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在繼任“總統(tǒng)”李登輝的授意下，以“叛國罪”對沈誠提出訴訟。沈誠被迫將七年來的密使經(jīng)歷和盤托出。盡管最終無罪釋放，但沈誠從此無法再為兩岸穿針引線，和談再次無果而終。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臺海兩岸曾建立了持續(xù)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誠、南懷瑾，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銘刻在了兩岸秘密交往的歷史中。他們?yōu)閮砂吨g的和談穿針引線，傳達心聲，成為潛行在兩岸之間的重要人物。

臺灣蔣家王朝謝幕學者南懷瑾成兩岸新橋梁

1988年，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帶著三十多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發(fā)表聯(lián)署公告，希望將來能用文化統(tǒng)一中國。但就在這一年以后，臺灣發(fā)生變化，國民黨不再是臺灣唯一的執(zhí)政黨，

1988年1月31日，南懷瑾從美國遷到香港還不到一個星期，一位40年未曾謀面的老朋友就找上了門，他就是南懷瑾當年在成都軍官學校時的老同事、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賈亦斌此行來香港正是希望借助南懷瑾的影響力，在兩岸間搭建一個新的密使平臺。

為應對日益頻繁的大陸事務，1990年10月，臺灣成立國家統(tǒng)一委員會，簡稱“國統(tǒng)會”，由李登輝親自擔任主任，并成立半官方的民間機構(gòu)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專職與大陸接觸，臺海上空的緊張氣氛眼看著慢慢和緩起來。1990年12月31日，在南懷瑾的引薦下，中共中央對臺辦主任楊斯德與李登輝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在香港南懷瑾的家中見面了。此后幾年里，雙方往來頻繁。

1991年12月6日，為對應臺灣海基會的工作，大陸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簡稱“海協(xié)會”。至此，兩岸間的交流溝通均由海協(xié)會和海基會出面協(xié)調(diào)。兩岸在隔離42年后，終于建立起了通往彼此的溝通管道。

1993年4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兩位老人身上，他們就是前海協(xié)會會長汪道涵和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他們這次在新加坡的會面被世人以“汪辜會談”為名載入史冊。

在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會談中，南懷瑾曾經(jīng)親筆起草《和平共計協(xié)商統(tǒng)一建議書》，一式兩份，交密使分別送達兩岸最高當局，提出三條基本原則：一是和平共計、祥化宿怨，二是同心合作、發(fā)展經(jīng)濟，三是協(xié)商國家民族統(tǒng)一大業(yè)。建議書發(fā)出后，大陸方面作了認真研究，表示肯定，然而沒有正式回復。而臺灣方面由于蘇志誠深知李登輝意圖，竟私自將建議書壓下。從此，南懷瑾退出兩岸密談。

幸運的是，在兩岸努力下，南懷瑾一直以來希望的兩岸“和平共計、協(xié)商統(tǒng)一”的美好愿景，后來還是有機會得以實現(xiàn)。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與應邀到大陸訪問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舉行正式會談。這是一次跨越60年的會面。對所有密使來說，是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