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黨項首領李元昊正式稱帝，一個以獨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開始出現在中國西北的歷史版圖上。在縱觀西夏歷史時，最令我驚訝的是，它以弱小的實力，在長達190年的時間內，曾先后與同時代的宋、遼、金相抗衡，創造了獨特的民族輝煌。不幸的是，它最終也沒能逃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宿命，在蒙古大軍的鐵蹄下，這個王朝連同它的輝煌與夢想，統統湮沒在歷史的煙云中。正史中很少有關于西夏的記載，這使西夏成為一個完全被遺忘的王朝，朦朧而神秘。

屠城背后的真相

大漠長煙，滄海桑田，時光用最溫柔也最殘酷的方式摩挲著歷史，無論何其強大的王朝，其興衰也仿佛只在彈指一揮間。從夏景帝李元昊開始，西夏共出現10位皇帝。李元昊開國之初，能征好戰，智勇過人，戎馬一生，稱雄一時。到了13世紀初，在蒙古軍隊的強勁攻勢下，西夏已是英雄末路，到了夏末帝時代，這個民族的高貴頭顱被蒙古人鋒利的馬刀齊刷刷地斬下。

同時，伴隨西夏政權消失的還有西夏的文字、文化和歷史，至于西夏的名字，蒙古大軍也采取了“消滅”的措施，將西夏改稱“寧夏”——意思是“安寧西夏”，這種相對含蓄的消滅方式，使我今天對寧夏的熟知遠勝于西夏。此外，蒙古軍隊還將講黨項語、穿黨項族服裝、行其風俗者一律殺滅，西夏文明因此戛然消亡。那么，西夏諸地果真全部滅亡于屠城嗎？就這個問題，西夏專家史金波教授的回答是：這只是一個方面。他認為，黨項之所以消亡，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夏亡國后，黨項族作為非主體民族，處于弱勢地位，在逐漸被同化的過程中走向消亡。史書記載，西夏曾建有雄偉的宮殿、寺廟，但至今已蕩然無存，僅留下斷壁殘碑和碑上日漸模糊的文字。走在交錯的碑林中，觸摸碑文上的西夏文字，字形方整，“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因為它源于漢字卻又完全別于漢字。模仿這些字跡筆畫，拓寫到本子上，拿回北京向同事們展示，均連呼“天書！天書！”

在夾縫中崛起的黨項族

西夏之所以神秘，與它沒有“修史”有很大關系。元朝史官修了《宋史》、《遼史》、《金史》，唯獨沒有修《西夏史》。原因是，在宋、遼、金、西夏4個政權中，西夏勢力相對較小，曾先后向其他3個政權俯首稱臣。另外，西夏的語言文字較為難懂，修西夏史具有一定難度。追本溯源，西夏遠祖是我國西北赫赫有名的羌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便有關于他們的記載。發展到東漢，西夏已是有150多個部落的民族，居住在今天以青海海晏縣西為中心，包括四川西北部和甘肅西部的廣大地區，各自逐水而居，不相統屬。西部與吐蕃相鄰，西北部是吐谷渾部落。

隋末唐初，黨項羌異軍突起，逐步強大起來，“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臨吐渾，有地三千余里”。通過不斷兼并，黨項羌形成了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拓跋氏等8個部落，“大者萬余騎，小者數千騎”，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唐末，由于黃巢起義中，黨項族首領拓跋思恭等率部助唐有功，被冊封為夏國公，賜姓李，并賜封其所率軍隊為定難軍，統領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今陜西米脂、靖邊等地)。

進入北宋以后，黨項人依附當時最強大的北宋政權，繼續擁有定難節度使的名號。公元982年，詔書放在了時任定難節度使黨項人首領李繼捧的面前。按照詔書，李繼捧被迫交出祖上留下的夏、綏、銀、宥、靜五州，隨后帶領王公貴族們舉族內遷開封任職。這對于黨項人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黨項人由割據一方到成為一個獨立王國的夢想，差點胎死腹中。但歷史并未朝著宋太祖的想象發展。宋太祖將李繼捧養在京城，卻漏掉了另外一條大魚，那就是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

李繼遷以葬母為名，輕易逃脫了宋人的控制，來到黨項人的聚集地斤澤(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召集舊部，積蓄力量，依附當時北方迅速強大起來的契丹遼，與北宋對抗。為取得與宋對抗的優勢，遼對李繼遷大加支持，把宗師義女嫁給李繼遷，并助予戰馬3000匹，結成同盟。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后，立即下詔將李繼遷夢寐以求的夏、綏、銀、宥、靜五州歸還，還額外賜予李繼遷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使的頭銜。

李繼遷和他的黨項人，在契丹遼和宋朝的夾縫中重新開啟建立獨立王國的春秋大夢。但由于不聽部下苦勸，李繼遷在接受吐蕃首領潘羅支的詐降時為重箭所傷，年僅40歲的他于次年一月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人世。建立獨立王國的榮耀也不屬于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父親去世后，他在遼宋的夾縫中同樣以戰爭為手段，經苦心經營，確立了和遼、宋在政治、軍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其稱帝夢想即將實現時，卻因疾病驟然而逝。而黨項人的下一任首領李元昊，在歷經了祖父、父親兩代人的奮斗后，愈加堅定了建國信心。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稱帝，黨項人的千年建國夢，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番族：稱謂背后有玄機

在對西夏建國的歷史進行系統梳理后，我曾一度認為，西夏是由黨項羌中最強大的部落拓跋氏建立起來的王朝。但近來我發現一些史料中卻表明，西夏的主體民族與建立北魏政權的鮮卑拓跋氏關系密切。實際上，西夏的主體民族，也可以說統治民族為“番”，音“彌”，即黨項族。據歷史資料看，西夏番族的社會習俗，如衣著、發式、婚姻、喪葬、復仇等方面都與羌系民族相近。《隋書·黨項傳》中記載，番族先民在北遷之前，“織牦牛尾為屋”，“牧養牦牛、羊、豬以供食”。西夏番族歷來放牧牦牛，這是他們與羌系民族同系的例證。

雖然西夏的主體民族是番族(黨項羌)，但番族也表現出歷史上多種民族成分的融匯現象，比如，他們與鮮卑之間關系密切。西夏番族中有鮮卑的成分。在西夏文《雜字》“番姓”中有“西壁”一姓，漢文史料中也記載西夏有西壁氏。在西夏人翻譯唐代類書《書林》時，就用“西壁”譯“鮮卑”這一族稱。可見，“西壁”即“鮮卑”，鮮卑已從族稱演化為番族的一個姓氏。但鮮卑氏與舊時的鮮卑族相比，已發生了根本變化，由于他們長期與番族共同生活，已為番族同化。同時，鮮卑對番族也有影響，我查看了一份記錄西夏民族世系的西夏文書，其中有早期番族與鮮卑族結為姻親的記載。另外，元昊為突出民族特點，也為日后稱帝做準備，一改銀州、夏州諸羌舊俗，效法鮮卑族的禿發習俗。

《宋史》及相關史料記載元昊“圓面高準，身長五尺余”。元代黨項人后裔余闕記載當時的黨項人，均面色黎黑，善騎射，有身長至八九尺者。可見，黨項人大致的特征是：圓臉、高鼻、體壯，大多身材高大，與我們今天對北方漢子的審美觀點大致相同。不過，當黨項人與其他族人發生姻親關系后，他們的習俗及相貌特征是否有所改變呢？

隨著西夏文物越來越多地呈現于世，相信諸多問題都會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