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秦始皇

作為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書同文，度同制，車同軌，行同倫，建立了郡縣制的中央集權(quán)國家的秦始皇對于我的吸引力和魅力超越了歷代君王，真正的千古一帝。歷史對于秦始皇的評價褒貶參半，其中最容易拿來說事兒的就是“焚書坑儒”，在中學歷史課本、教科書和歷代古書的“儒生們”抨擊嬴政老人家昏庸無道的斗爭武器，自古至今，不絕于耳。從小接受各種磚家、學者熏陶我們，自然對他這種行為嗤之以鼻，其實不僅是我們，歷朝歷代的平頭百姓們一起被忽悠了1000多年。

焚書坑儒的歷史基因

關(guān)于焚書坑儒的辯論從古至今一直有，其實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就用極其嚴謹?shù)脑u史態(tài)度寫下了“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shù)士，六藝從此缺焉。”他老人家準確地說明了，焚的古籍主要是《詩》《書》，坑的都是術(shù)士(煉丹求仙之士)，和儒生們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一般來說，研究漢以前的歷史，研究《史記》是必修課，為什么作為研究正史和歷史真相的主力軍儒生集團，放著白紙黑字的不管，非要把屎盆子往自己腦袋上扣呢？

歷史的真相往往和我們看到的流通結(jié)果有較大的出入，王莽的篡位、隋煬帝的昏庸無道、袁世凱的瘋狂復辟登基的真實原因都比較復雜。這些暫且按下不表。焚書和坑儒分別發(fā)送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就前后腳的事，挨著的。在《流血的仕途：李斯與秦帝國》(作者曹三公子，寫史風格類當年明月，較之更深刻陰暗)中有詳細的記載和評述(論證材料均出自正史，非小道消息)，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兩件事的起因。

一、焚書

往往這種重大歷史案件背景原因都是復雜的，但導火索都是明顯的，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薩拉熱窩事件那樣，就這么風風火火的來了。在嬴政統(tǒng)一六國后的嬴政三十四年大壽宴會上，淳于越博士向嬴政和李斯發(fā)難(這里的博士是官職，大體類言官，能提意見但沒什么實權(quán))，欲托古改制，循古制，封建諸侯，恢復藩王制度度。

在這里需要先說明一下歷史背景，在秦以前的統(tǒng)一王朝，周王朝，實行的是“分封制”。在分封制下，土地不完全歸王室所有，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諸侯只要定期向王室上繳一定的進貢即可，當然在出現(xiàn)國家安全時需要出兵保護王室，承擔戰(zhàn)爭的義務(wù)，相當于中世紀歐洲諸王國與羅馬教廷的關(guān)系，即現(xiàn)代意義上的聯(lián)邦制的基礎(chǔ)。當中央無法有效約束地方的時候，戰(zhàn)國七雄就是這種制度的產(chǎn)物，秦始皇嬴政在上臺后，和李斯一起在未統(tǒng)一六國時就開始設(shè)立郡縣制度，取消了“分封制”，統(tǒng)一后更加推廣，使各郡縣(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市制度)的最高行政長官由秦中央直接任免和派遣，不再世襲罔替，權(quán)力受限，提高了中央集權(quán)的執(zhí)行效率和控制力。

這一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羽毛立馬引起了李斯集團的巨大反彈，對于力排眾議廢除封建制，開創(chuàng)郡縣制的李斯而言，這是他在政治上的得意之作，意在立法百代，流芳千古。于是上書大老板嬴政，言道：這些老儒生天天捧著史書以古非今，我看必須把秦朝以前的史書都燒了才行，還有那些詩、書、百家之言也燒了，但有利于國家生產(chǎn)發(fā)展的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還得留著(這是李斯上書的原話)。作為幕后大老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于是歷史上著名的秦火焚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古人竹簡刀筆，著書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數(shù)十萬種著作出版面世。這就決定了，帝國焚書的品種不可能太多，大致為以下兩種：一是史官非秦記者，即六國之史記，以其多譏諷于秦。二是詩書、百家語。尤其《詩》、《書》，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倉庫。燒之等于繳械，等爾等還怎么援引去。所以焚書的目標對象是很明確的。

執(zhí)行這一決定自然需要依靠法律政令，和清朝建州女真入關(guān)后的“剃發(fā)令”如初一轍，于是焚書令隨之出臺，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的，后果為“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也就是要接受黥面和修筑長城的勞役的處罰，在刑罰嚴酷的秦朝，算的上輕刑了，并不嚴厲;“如敢議論詩書者，棄市”，就是掉腦袋。“以古非今者，族”，也就是更為更為嚴重的滿門抄斬。和私藏罪比起來議論的刑罰嚴重的多的多。由此可見，焚書這件事的最大目的還是限制言論自由，國家剛剛統(tǒng)一對于統(tǒng)治者而言最怕的也就是這個。

另一方面，除了民間私藏的，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nèi)，在政府圖書館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只要秦帝國存在千秋萬世，理論上這些書都應(yīng)該一直完好地保存下去。然后，諸多古籍湮滅無蹤，后世永不得復見，這卻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項羽先生。眾所周知，項羽先生是習武不愛讀書的，生性爆戾，其肩負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歷史重擔，以第二名的驕傲戰(zhàn)績攻入咸陽之后，先是屠城，然后燒殺搶掠，臨走一把大火，燒盡秦王宮室，大火三月不滅。整個國家珍貴的古籍藏書，就此付之一炬。

所以劉大魁在《焚書辨》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

單就秦國焚書而言，其所引起的實際損失，可能也并沒有像想象的那樣嚴重。《漢書-藝文志》所載677種著作，其中約有524種，即77%，現(xiàn)在已不復存在。這個事實說明，漢以后的幾個世紀，特別在印刷術(shù)流行前，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也許甚至大于秦代的焚書。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fā)生，傳下的周代的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現(xiàn)在實際存在的數(shù)量。

另外關(guān)于焚書，李斯也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諸侯惡周禮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韓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說明之前很多人都因為討厭那些老頑固們借古非今干過這事。

以滿清為例，大興文字獄，倒霉的便不僅是書，更包括了著書者和藏書者。因觸犯忌諱，生者凌遲杖斃，誅滅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揚灰，如此案例已是不勝枚舉。倉頡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見，知有滿清之劫，故而預為號慟乎？

文字獄之興起，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持續(xù)近百年，時間之長，禍害之烈，株連之多，處罰之慘，力度之大，實屬空前。

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獄，所列的2320種禁書和其他345種部分取締的書中，只有476種幸存，不到所列數(shù)的18%，而這還是發(fā)生在印刷術(shù)業(yè)已普及的情況之下。

滿清在焚書禁書之余，卻也修書，即《四庫全書》。然而，這其中又有貓膩。說起來，他們用的也是春秋筆法，寓褒貶于字里行間。但他們褒的都是誰呢？不僅他們自己，連過去的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等，也一并褒贊在內(nèi)。八桿子都打不著的關(guān)系，他們何必做這份人情？原因很簡單，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對華夏而言是異族，是侵略者。而在編纂過程之中，對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漢民族戰(zhàn)斗精神的作品，則是盡量摒棄和抽毀，對于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比如，岳飛《滿江紅》的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經(jīng)過刪改之后，變成了“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對此，魯迅先生曾評價道，“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nèi)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yè)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nèi)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jīng)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于是有嘆，“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古書就是這么沒的。和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二、坑儒(坑術(shù)士)

說完焚書，我們再來說說坑儒。坑儒發(fā)生在焚書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來是這樣的：

統(tǒng)一了六國成為了始皇帝的嬴政，突然間喪失了人生追求和目標，在六年前狂熱地迷戀上了尋仙和煉長生不老藥。在術(shù)士的小圈子中，自然慢慢就形成了：此處皇帝人傻，錢多，速來。一時四面八方的術(shù)士云集咸陽，其中不乏不學無術(shù)之輩，哪里有油水就往哪里鉆，在當時的社會上，沒有比皇帝更有油水的地兒了。當時的術(shù)士隊伍，分為兩派，一派是咸陽的術(shù)士，另一派是瑯邪的術(shù)士。這兩派雖然有著共同的目標，但在理論基礎(chǔ)和技術(shù)風格上卻大相徑庭。咸陽派以煉丹為主，瑯邪派以訪仙為主;咸陽派強調(diào)藥在人為，瑯邪派強調(diào)藥岀仙賜;咸陽派相信謀事在人，瑯邪派相信成事在天。兩派為了爭取嬴政的支持，早已是明爭暗斗多年。而在嬴政三十五年發(fā)生的坑術(shù)士事件令咸陽派元氣大傷，瑯邪派則安然無恙。題外話，雖這次瑯邪派幸免于難，但在以后的嬴政出巡時瑯邪派還是險些慘遭滅頂之災，嬴政老人家氣兒還沒消呢，瑯邪派的代表人物徐市高明了點加之一點運氣最終沒成了嬴政老人家的刀下之鬼。

在行騙了六年，什么招都用過的情況下，咸陽派的代表人物盧生和候生率先逃跑，要說這兩人也著實不地道，光顧著自己，卻渾然不顧那些還留在咸陽的同行的難兄難弟們。果不其然，嬴政大怒，一種前所未有的被人當猴耍的憤怒羞恥之情讓他怒火中燒。于是這些來不及跑的術(shù)士們通過嚴刑拷打以及互相揭發(fā)，最終460余個倒霉鬼被坑殺于咸陽。

此事件，后世往往和焚書并列，合稱焚書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謂坑儒，本質(zhì)是對良莠不齊的術(shù)士隊伍的一次清理整頓而已。這被活埋的460余人，乃是候星氣、煉丹藥的術(shù)士，并非儒生。司馬遷老人家早就說的很清楚了。

三、那么坑術(shù)士怎么成了坑儒的呢？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東晉年間。梅頤獻《古文尚書》，附有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這時，坑術(shù)士第一次被變性為坑儒。后來，隨著《古文尚書》被定為官書，坑儒的說法于是沿襲下來，遂成定論。這本史上著名的偽書，已在清代時被考證為偽書無疑，即這是梅頤獻為了謀求功名，謊稱這是從自家墻壁里挖出來的天下孤本，為了增加可信度，還煞費苦心地弄了個孔安國所作的序。

回到開篇的疑問，作為掌握了主流話語權(quán)的儒者，他們也無意糾正這一錯誤。從理智上，他們也許懷疑坑儒是否確有，但從利益和感情上，他們卻寧愿相信坑儒是為必有。

坑術(shù)士變成了坑儒，哪個皇帝老兒想要嘗嘗打壓儒生的癮，暴虐的秦始皇就是最好的負面典型。你看，嬴政就是因為坑了儒生，帝國只存在了15年就土崩瓦解了，還背上了千古罵名。陛下英明……除了圣賢經(jīng)典，和宗教一樣，需要一些殉道者、烈士、圣徒。這和哥白尼、布魯諾是真理的殉道者一樣。有了這些烈士的存在，他們這一儒家群體也就平添了無限的榮耀和光輝。

事實上儒生在當時的地位遠遠不如術(shù)士高，儒生只會以古非今，而術(shù)士卻能讓嬴政成仙不死。兩者的重要性截然不同，完全不可能令嬴政如此痛下殺手。

歷史上真實的焚書坑儒說完了，之所以要拿來說，其實是想要傳播這樣一種“追求真理，質(zhì)疑權(quán)威”的價值觀，這同時是哈佛大學的校訓，追求真理，就意味著思想勝于權(quán)威，精神重于物質(zhì)。人生來孤獨，一生只在尋找那能訴說和傾聽的人，希望能夠聚集這樣的年輕人群落，一起思考人生，做一個有意思的人，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