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5年10月10日正式建院至今，北京故宮博物院已經走過九十個年頭。它是在明、清兩代皇宮及其收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綜合性博物館。從皇家禁地到面向全世界的公共博物館，故宮的開放也正是古老東方國度開放歷程的縮影。

故宮博物館薈萃大量國寶文物，自然招致不少盜賊的惦記。90年間盜寶案層出不窮，有奇案冤案，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毛賊作案。

轟動一時的冤案：易培基案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長沙人，畢業于湖北方言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歷任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顧問、北洋政府內閣教育總長、國民政府農礦部長，1928年主持籌建故宮博物院，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而后他命運多舛，最終積郁而終，客死上海，這源于一起所謂的“故宮盜寶案”。

易培基自1928年6月14日接管故宮博物院以來，篳路襤褸，為籌措故宮修繕經費，決定將宮中積存的金砂、綢緞、茶葉等與歷史文物無關的清宮遺物作價處理，1929年經由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執行。處理過程監察周密，臨賣前還公開展覽兩周。然而，就在第三次處理物品半月后，他被控擅自處分故宮物品，盜賣文物。改變他人生軌跡的故宮盜寶案由此開啟。

舉報人是國民黨元老張繼的夫人崔振華。她控告易培基和時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易培基的女婿)“主使偽造文書、浮報貪污”，后又指易曾將一批藏寶私自贈予張學良。在她的運作下，1933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派監察院監察委員周利生、高魯向國民政府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彈劾易培基處理金器非法，并指控其在處理殘破金器時打折扣，從中舞弊。

易培基對控訴表示不服，反訴崔振華誣告，訴文刊載在1933年10月18日的《申報》上。然而，由于汪精衛為張繼等人撐腰，他的訴文并未得到高層的重視。1933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緝易培基，他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最高法院曾重金雇用畫家審查宮中書畫古物，凡認為不是真品或名實不符的，便指為易培基所盜換。1937年，易培基郁郁而終，至死蒙冤。

時過境遷，如今這已經被公認為是一樁冤案。崔振華為什么要誣告易培基？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她一直為丈夫身為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和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而無法掌控故宮博物院而耿耿于懷。在1929年2月易培基成為院長前，張繼曾被推舉為副院長，后因有人反對而易默認之，最后宣布其為常務理事兼文獻館館長。另外，九一八事變后，在籌劃故宮文物南遷時，張繼意欲由自己來主持南遷工作，2萬元文獻遷移經費由他支配經管，后來易培基女婿李宗侗從上海接洽南遷事宜后，被宋子文推翻了這個主張，張繼聽說此事泡湯，遷怒于易培基翁婿。張繼夫婦于是指使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鄭烈、檢察官朱樹森等人，多方串聯、賄買人證，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宮寶物。

然而，在法院判決易培基“監守自盜罪”以后數年，由于找不到切實的盜寶證據，始終無法結案。1947年張繼去世以后，最高法院登出“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公告了事，前后持續16年的故宮盜寶案草草收場。

故宮博物院前任院長鄭欣淼2007年曾在《魯迅研究月刊》上發表《由<魯迅全集>的一條注釋談故宮“盜寶案”》一文，詳述了盜寶案始末、原因及影響。可視作北京故宮博物院對這段塵封往事的一次回顧總結。他指出盜寶案的深層原因是民國黑暗的官場傾軋，汪精衛早年已與易培基及其好友李煜瀛(李石曾)交惡，在易案中暗中支持張繼。另有一說，是牽涉到教育界的派系之爭，蔡元培的北大派和李煜瀛的中法派之間的斗爭牽連到了易培基案。

接替易培基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后來在《關于鑒別書畫的問題》一文中論證帝王之家的收藏多有贗品，在手寫的《附識》頁中寫道“此文為易案而作”，用論文的形式為易培基鳴冤。此外還有法學家江庸的《故宮盜寶案》、吳瀛的《故宮盜寶案真相》也詳細描述了這一冤案的表里。新中國成立后，易培基的友人吳瀛曾向中央政府反映過此案，要求平反昭雪。回看易培基、馬衡、吳瀛等眾多受盜寶案牽連的人在波譎云詭的歷史背景下的命運，令人唏噓不已。

真正的內賊：保安王旭案

除了著名的易培基案，北京市檔案館的民國檔案中，記載了一條發生在1936年6月18日的故宮盜竊案。失竊的是在故宮乾清宮正殿屏風后間的71件寶物，有大小白如意12柄，珊瑚如意一柄等，其中價值最高的當屬元代趙孟頫的《秋郊飲馬圖》。

這幅畫是趙孟頫鞍馬人物畫作中的代表作，畫面大意是在江南的初秋，一個放牧人趕著一群馬到岸邊飲水的情景，整個畫面樹木清秀，河水平緩無波，馬的造型生動，呈現出一派優美的自然景觀，畫上還有成親王和王文治的題款，是堪稱國寶級的藏品。

被盜物品失竊的地點是乾清宮御座屏風兩端的鐵柵欄內，該處封鎖嚴密，是游客所不能出入的區域。據查，原來是故宮博物院的“內賊”所為，已經辭職的保安王旭，伙同看守小工趙伯巖及其父親趙盛甫盜取了這些文物。他們商議道， “因時局關系恐其守護隊差事不能常久，伊二人商議偷竊故宮古物變賣，得財以免將來無事時受窘。”后來辦案人員從變賣贓物的地點順藤摸瓜抓到王旭，而同犯趙氏父子已潛逃。最后值得慶幸的是，珍貴的《秋郊飲馬圖》和部分被盜物品完璧歸趙。

建國以來的盜寶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毛賊”們

建國以來，故宮發生了六次盜寶案。其中不乏臨時起意者和初次作案者，作案動機和手段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名作案者是被稱為“菜鳥盜賊”的武慶輝。這起盜寶案發生在1959年8月16日，被盜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寶館養性殿“故編字1號”里的8頁金冊和5柄玉雕花，金冊是康熙為尊奉順治帝的孝惠章皇后專門打造的證書，玉雕花也是順治、康熙帝使用過的珍品，都價值不菲。時年僅20歲的武慶輝來自農村，來北京投奔三姐，因不甘生活拮據起了盜寶的歹意，這也是他初次犯案。當時故宮的防護措施并不如后來嚴密，故被其得手。他最后是在潛逃的火車上被抓獲。

第二名作案者是“江洋大盜”孫國范。孫國范是河南舞陽縣人，曾在搶劫典當行時開槍打死老板被逮捕，逃出后四處流竄，是流竄慣犯，為人奸猾無比，卻栽在了故宮的聲控警報器上。1962年4月16日夜，他先藏在養性館大門外廁所的陰暗夾縫里，待天黑無人后鉆進養性殿，偷盜了40多斤珍寶，觸發了警報器，在翻墻頭出宮的時候被聞訊而來的警察逮個正著。

第三名盜賊是陳銀華。25歲的陳銀華曾有過盜竊案底，他決定在故宮干一票后潛逃到香港開始新生活。于是1980年2月1日，他參觀到珍寶館的“珍妃之印”時，對它心動不已，當下出宮買了錐子和繩子再返回珍寶館，躲在東南的廁所房頂上等待作案時機，偷竊時為了避免留下指紋還戴上了手套，豈知在他撬開養性殿的窗戶時已經觸動了警報器。

第四名作案者是同樣栽在“珍妃之印”上的韓吉林。1987年6月24日，夢想發財的他在電影里面看到故宮琳瑯滿目的展品，便打起了故宮的主意。他居然用養性殿門外的一塊倚門石砸破養性殿的玻璃門而入。他雖然弄斷了報警器的連接線，卻不知故宮此時的報警系統已經升級，設有紅外線、微波、超聲波系統，室外還安裝了周界報警器，一觸碰養性殿大門便會觸發它。韓吉林連“珍妃之印”都沒摸到就被擒，后被判處死刑。

第五名盜賊是臨時起意的向德強。他在韓吉林被抓不到半個月后粉墨登場。向德強是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瑪依生活服務公司的一名工人，作案時年僅21歲。有趣的是，向德強是在與女友私奔的途中起了賊心。他與大自己5歲的離婚女人相愛后，遭到強烈反對又受了處分，兩人決意私奔，到山東后一起投江自殺。后來是求生欲望促使他變卦，到了北京的故宮游玩，看到陳列的珍寶時臨時決定鋌而走險盜寶。當然他最后也為自己的荒誕行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最近一次盜寶案，是發生在2011年的“草根盜賊”石柏魁案。5月8日，農民出身的石柏魁因身材矮小的便利，逃票進入了故宮，在誠肅殿的香港兩伊藏博物館展廳與西配房的夾道里藏至天黑，關掉了供電系統后盜竊了寶物，他行動靈活，從數十米高的故宮內墻逃跑。石柏魁在大鐘寺附近銷贓的時候被人告知有四件珍品是假貨，他氣惱之下將其丟棄。僅僅58小時后，石柏魁就在網吧落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