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西漢的一位杰出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所撰寫的《史記》，是我國古代一部最優秀的史學著作，文學水平也極高.那么，司馬遷為什么要寫《史記》？一般認為，有兩個原因：

一，為了歌頌漢王朝。司馬談在臨死時，曾對司馬遷說，作為一名史官，別忘了著書歌頌西漢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司馬遷自己也認為，對漢武帝的“盛德”和王侯將相大臣的功績，作為史官如果不能記載、宣揚，是“罪莫大焉”。司馬遷是西漢夏陽人(現陜西韓城縣)。生于公元前145年，死于公元前87年左右。從小受過良好教育，20歲時曾漫游全國。后當官，雖只是一個小官郎中，但負責保衛、扈從皇帝，接近武帝機會比較多，并因此得到漢武帝賞識;以后接父親司馬談的班，充當太史令。太史令在當時是一個中下級官吏，負責天文歷法，掌管、整理國家的圖書資料。官雖不大，作為一般士人，能有這個位子，已經相當滿足了。正因此緣故，司馬遷對漢武帝可以說是忠心耿耿，一心想通過拼命工作“親媚于主上”。司馬遷遭宮刑后，擔任中書令，相當于今天的機要秘書，天天在皇帝身旁。可見與漢武帝的關系非同一般。司馬遷以“古賢臣”要求自己，愛崗敬業，一直是“尊寵任職”。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漢武帝的年號。“隆在建元”就是說漢武帝的功德達到了西漢諸帝的最高峰。

二，為了宣揚儒家思想。《史記》全書130卷，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達漢武帝之時，前后約三千年，共52萬多字。司馬遷于公元前104年開始寫《史記》，花了十多年時間才完成。司馬遷說，他之所以要寫三千年的通史，主要是為了探討歷代統治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藝，是指儒家經典。拾遺補藝，是指彌補儒家經典的不足之處。儒家經典發展到漢武帝時，數量龐大，內容煩瑣，而且多半是一些抽象的原則，很難為一般人所吸收。司馬遷感到，如能繼承孔子著《春秋》的傳統，撰寫一部系統的通史，通過具體的歷史事實，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就能更好地宣揚儒家思想，而彌補已有經典的不足。這是“拾遺補藝”實質所在。在宣揚儒家思想上，《史記》確實成為前無古人，獨具特色的“一家之言”。

應該看到，由于當時漢王朝處于上升時期，儒家思想是為鞏固這一王朝服務的，所以《史記》雖說是歌頌漢王朝，宣揚儒家思想的，但這絲毫不影響它的偉大，相反，這正是高度評價它的一個前提。

現在歷史君還要說一點不一樣的。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見，司馬遷的思想體系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但同時又吸收了道家思想來豐富、補充和發展了儒學道德倫理思想。在深入探討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忠于事實，從而使人的道德價值同歷史事實、歷史進程、歷史規律緊密地結合起來，并為道德價值觀提供了堅實基礎。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討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是怎樣“究天人之際”的呢？他在《自序》中說要“正《易傳》”，而這正是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易傳》以變化為天人宇宙的永恒法則，“生生為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息矣，”(《系辭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對此，司馬遷也認為“《易》著陰陽五行，故長于變”(《太史公自序》)。《易》自東漢鄭玄始，將《易》歸之為三，“易簡，變易.不易”，而司馬遷在此特別強調“變易”，可謂正切中要害，并為其治《史記》的哲學依據。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是基于自然與人事之間有統一關系的認識論基礎，而且根本上是受到了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子的人文思想文化的積極影響。這種觀點與漢武帝所提倡的儒學正宗的所謂 "天人感應"學說相對立。

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通過歷史的發展演變，尋找歷代王朝興衰成敗之理。

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唯心史觀不同，司馬遷肯定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他對歷史上出現的革命和政治改革，總是采取贊美的態度。他對法家如吳起、商鞅、秦始皇等，盡管從感情上并不喜歡他們，但對其變法取得的成功，則加以肯定。司馬遷認為歷史的盛衰不是偶然的，史家則應“原始察終，見始觀衰”。而歷史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向來的歷史以政治為中心，以帝王的起居注為主要內容，司馬遷卻注意到了社會和經濟，自覺地有意識地總結、研究經濟問題。在記錄整個人類的活動中，司馬遷重視人民群眾和下層社會的力量，在歷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如在世家中加入了陳涉，列傳中的游俠、刺客、滑稽等大都是平民。他還重視維護華夏的統一，主張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反對掠奪侵暴。司馬遷強調人的主體作用，《史記》創作，無論是從宏觀的整體布局，還是從具體的一人一事，還是從其創作的思想傾向，無不表達其對人的肯定與歌頌。

所謂“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過著作表達自己的歷史見解和社會理想。《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理想是使《史記》成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為第二個孔子。在這方面，司馬遷以孔子作《春秋》深自期許，繼承了古代良史“不虛美，不隱惡”的求實精神，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即使對漢高祖劉邦，也如實地記載了他好逸惡勞、貪酒好色等無賴習氣;而《封禪書》則記載了漢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動;《酷史列傳》中則如實寫漢代殘酷的吏治;《平準書》里則對漢武帝黷武給人民帶來的苦痛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在《匈奴列傳》《大宛列傳》、《佞幸列傳》里，則揭露武帝所寵幸的權貴們的驕奢跋扈和貪縱無恥。

司馬遷始終堅持獨立思考，把他的歌頌更多地給了具有優良品德和反抗精神的下層人民和許多不為當時官方輿論所容的人物，以及遭受迫害打擊的忠臣良將;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司馬遷進步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司馬遷寫《史記》，竊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歷史事實的敍述來體現的。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司馬遷的學術志向，并非他宣稱有此成就。究，探究，追問，此句是講哲學家的任務;通，通透，解釋清楚，此句是講史學家的任務;成，理論建構，此句是學問家的畢生事業。鄒老師的理解愚以為有失偏頗，此三句在今天來看就是打通文史哲，成就學問大家，述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