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關后的早些年，明朝尚未最終覆亡，在南方還有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弘光政權”，唐王朱聿鍵為首的“隆武政權”以及桂王朱由榔為首的“永歷政權”，這段時期統稱為“南明”。其中，“永歷政權”由于得到廣泛的擁護，曾一度與清廷劃江而治，可惜由于內部傾軋，永歷朝廷最終錯失了多次復興的良機，不得不偏安云貴一隅。

為挽回頹勢，南明西寧王李定國(原大西軍將領)決定聯絡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夾攻奪取廣東，以圖興復南明的大業。奪取廣東的最關鍵一役在于攻下廣州西南的新會，“克新會，則廣州可下”。恢復廣東是當時南明中興的最佳戰略，李定國對此一直躊躇滿志。

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李定國聚集全部主力揮師入粵，一路勢如破竹。這年四月，大西軍開始全面圍攻廣東新會，誓要取新會而下廣州。而堅守新會的清軍(漢軍)也獲得死戰命令：無論如何都不能失去新會，人在城在，人不在城也要在。

在李定國的三次大型圍城攻堅戰中，駐守新會的清軍屢屢將百姓驅逐出來當“炮灰”，李定國不忍心，于是一次次放棄進攻。具體是這樣的：當李定國通過挖掘地道抵達城墻根下炸開城墻，正要組織大炮猛轟缺口的時候，新會清軍就驅逐百姓有序地出來搬石塊，一一堵回缺口；當李定國用葵樹干扎成“捆青”堆砌成臺階要爬上城墻時，新會清軍就讓百姓從城墻里挖缺口爬出來，將“捆青”一一搬進城內。李定國沒轍了，只好借優勢的兵力實施了長期圍困，要將新會清軍困死餓死。

而新會清軍也早制訂了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城池的方案，并且還針對李定國不忍傷害百姓的“善良弱點”采用了各種不擇手段的守衛方式。在對內的宣傳方面，新會清軍大肆宣揚失守的可怕后果 一旦失守，清廷必將派兵反攻，重新奪下城池之日必會有滅絕性的屠城，因為“揚州屠城”才發生過不久。于是，對誰當皇帝不甚理會的百姓自然就站在清軍一邊，全力支持他們守城，所以才甘心被驅趕。有人評論李定國的這場戰爭是“好漢遇到了無賴”，可是戰爭中，“無賴”何嘗不是戰爭策略之一呢？對于弱者一方的新會清軍，如果他們非要守住城池，也只有“無賴”這一招數了，否則面對20萬大軍，他們拿什么去抵擋？

在李定國對新會城圍困了三個月后，新會城內已再無糧草。而當時，李定國的軍隊也遭遇了大規模瘟疫，雙方都在一線生機下死撐著。李定國本想期待鄭成功的軍隊按約與他會師新會，然而鄭成功屢屢拖延發兵時間；而清廷則早已派遣八旗大軍南下，聯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的漢軍蟄伏在廣東三水，伺機支援新會。

在這關鍵時候，新會清軍決定讓城內百姓，每家每戶貢獻出一人作為“人肉口糧”。在實施過程中，涌現了許多忠烈婦女，為自己的丈夫和家人自愿爬進油鍋。《新會縣志》記載，有個姓莫的媳婦與婆母相依為命，守將要殺食婆婆，莫氏叩頭請求替婆婆死，守將說：“真是一位孝順的好媳婦！”就答應了她的要求，把莫氏烹煮吃了。又有一個姓李的婦女，丈夫被守將抓去，將要被殺，李氏哭著說：“丈夫還沒有兒子，如果殺了他，就絕了他家的后代了，我即使活著又有何用？請把我吃了吧！”守將也答應了，將李氏烹食，把她的骸骨交給她的丈夫帶回家安葬。還有一位姓梁的窮書生將被烹食，他的十歲女兒請求代替，守將被感動了，就把他們父女一同釋放。數月下來，新會清軍竟吃了一萬多人。不過，到當年十二月城圍被解后，剩余百姓因自覺“安全”了，所以也沒多少人痛恨清軍的“吃人之舉”。

對于這段歷史，《新會縣志》原文如此說：“自被圍半載，饑死者半，殺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喪亂，未有如是之慘者也。”不過這段文字記錄的是戰爭造成的慘狀，而對新會清軍卻鮮有批判，此為一奇。或許當時的新會百姓都還在慶幸沒有遭遇滿城皆盡的“滅頂之災

就在新會城內如此不擇手段地渡過“朝不保夕”的糧食危機時，李定國在城外的大軍也因瘟疫死傷過半，鄭成功大軍卻依舊爽約渺渺無望。清廷援軍趁機殺到，八旗清兵會同平、靖二藩軍隊前后夾擊，用大炮轟亂了李定國最厲害的象兵陣。經過四天激戰，李定國大軍盡數兵喪在今天新會北門外的圭峰山下，20萬大軍最終只剩數千人逃回了云南。新會一役后，李定國精銳盡失，從此他再無力量進軍廣東，南明復興的希望遂化為泡影。

這場戰爭里，李定國因憐憫百姓之心沒能攻下城池，新會清軍則因吃人守住了城池避免了滅絕性屠城的出現，救了百姓。在道德方面，還真難以評說這樣的“吃人戰爭”。一切常規的人類價值觀就這樣在戰爭中被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