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對宦官專政，被罷官禁錮，甚至株連殺害。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

和帝以后，東漢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將長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誅滅。此后宦官集團又起來操縱朝廷大權達30年之久。這些宦官，廣樹黨羽，到處安插親信，“兄弟姻戚，皆案州臨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為“與盜賊無異”。這不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強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滿。官僚們痛恨宦官壟斷政權，影響到他們的祿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廣植親私，而妨礙了他們的仕途。尤其使他們恐懼的是，宦官的殘暴黑暗統治，加深了社會的動蕩不安，會嚴重威脅封建秩序，造成整個政權的覆亡。為了自身的利祿，也為了拯救階級統治的危機，他們要求改變宦官專權的局面。

當時，在首都洛陽的太學，有太學生3萬人，是反對宦官集團的重要陣地。太學生們以郭泰、賈彪為首，利用太學，“品裹公卿，裁量執政”，討論政治，抨擊宦官，造出強大的輿論聲勢。

這種風氣，被稱為“清議”。太學生的活動，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們也借助太學生的力量，以反對宦官。宦官們對此恨之入骨，誣稱這些官僚與太學生，結為朋黨，圖謀不軌，準備嚴厲打擊壓制。于是，造成了前后兩次“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影響及后果

東漢桓、靈二帝之前，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強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余年間，數公之力也”。但兩次黨錮之禍后，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之亂。士大夫、豪強離心，于是黃巾之亂以后群雄并起，東漢最終走向了滅亡。

歷史評價

范曄《后漢書》：“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于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橋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蕕無并，銷長相傾。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

司馬光《資治通鑒》：“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

呂思勉版《中國通史》：“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者出于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于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里的大學，游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后因后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郁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制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