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富庶的朝代，很多人認為宋朝“藏富于民”，官民比例低，政治比較清明。但如果認真翻開歷史，較較真，恐怕結論未必如此。

宋朝官員的幸福生活

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古代只有官員算是“國家公務員”，自秦漢官員工資就開始實行嚴格的“秩祿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來發放薪餉。宋朝也延續了這一制度，不過無論與前朝還是后朝，甚至與當代相比，其官員薪俸之優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以宋朝的一品大員(宰相、樞密主官)為例，即使沒有爵位，其月薪也能達到300至400貫(《宋史》，職官志篇)，是漢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這還不算官員本人還有各種換季服裝、絹、綿、祿米等“福利補貼”，官員家屬還能按照等級獲得衣服、糧食、茶葉、酒、炭，甚至是馬料等種類繁多的“恩蔭補貼”。

也許這樣寫，讀者們不容易對以上數字概念化，在這里我們引用一位歷史學家，對一位國人耳熟能詳的大清官——包拯的薪俸所做一個研究，來作為說明和補充(依據：宋仁宗嘉祐年間《嘉祐祿令》)：

因此，包大人年薪合計應為：20856貫錢、2360石糧食及其他實物補貼。另據史料記載，北宋時期，如無戰亂，糧食價格一般是300-—500文一石，綾絹羅綿大致價格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因此綜合計算起來，包大人的實際收入還要遠超2萬貫。

考慮到中國自隋唐以來農業生產的水平就已經相當高了，因此我們用糧食來衡量一下包大人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年薪大致是多少。

北宋糧食價格按照400文一石(約100斤)，如按每斤糧食人民幣2.5元來計算，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一文銅錢折合人民幣0.625元，每貫銅錢則折合625元，2萬貫就是1250萬元——而當時北宋一個州(相當于現在的一個縣)，每年上繳中央的財稅一般也才1-3萬貫左右。

此外，宋朝還設立“祠祿之制”，官員進行定期療養，一切費用均由國家承擔，一些官員還能領取兩份薪餉“職錢”——如此優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員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甚至有人為此不惜大肆賄賂吏部改年齡，以達到繼續留任的目的。

所以，自宋神宗開始，朝廷開始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逼到年齡的官員退休：一方面對年滿七十的官員不予考核和升遷，另一方面，對自愿退休的官員加官晉級(有點類似當代公務員退休上調半級至一級待遇做法)，并對其子孫可以“蔭補”，即給予一定的官職但沒有具體職務，甚至還優待其妻子——這也許就是為什么梁山上能“大秤分金銀”，而且還有一幫好兄弟，楊志卻寧愿去投靠梁中書，希望能“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而不愿意上梁山的真實原因所在。

“高薪”沒能“養廉”

按照高薪養廉的思路，宋朝官員拿這么多工資，應該安分守己，恪盡職守才對，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以歷史上著名的“花石綱”工程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員并未因高薪而放棄任何一個可能發財的機會。

“花石綱”起源于宰相蔡京發現了一個朱勔的蘇州人，此人精于山石園林藝術，并推薦給宋徽宗。宋徽宗用過大喜，于是在蘇州設置了一個“應奉局”，專為皇帝搜羅奇花異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設皇家園林。

由于當時沒有鐵路和發達的載重汽車，這些花石只好通過古運河水運至汴京(開封)，十船稱作一“綱”。據宋史記載，“花石綱”持續了20多年，“大率太湖、靈璧、慈溪、武康諸石；二漸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枝、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兩廣、四川異花奇果”，幾乎全國各地，沒一處不是朱勔的目標。

為了確保“花石綱”的運輸，不但關系國家民生之重的漕運被排擠，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強行征用，而且各級官員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過任何一個大發橫財的機會——據史料記載，各級官員們不但極力幫助朱勔搜羅“花石”，而且還趁機對百姓敲詐勒索：各級官員不單幫應奉局搜羅花石，若看中了誰家比較富有，還會強行勒索錢財，不然其房屋、田地甚至墓地都被官員伙同應奉局，派人以黃紙封之，稱為供奉皇帝之物，強迫居民看守，稍有不慎，則獲“大不恭”之罪，而且會故意破墻拆屋的搬運。因此，被征花石的人家，懼于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的后果，只好傾其所有，以應對各級官員的勒索。

相對于百姓的窮困，宋朝各級官員卻過的是窮奢極欲的奢侈生活，就連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準，其生活也極其奢靡。例如宋史就說他，“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其奢侈行徑甚至到了讓司馬光給兒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馬光說寇準 “近世寇萊公(寇準封萊國公)豪侈冠一時。”

可以想象，當時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準，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貪官蔡京、童貫、高俅等人又該當如何？只怕會在“奢靡”前加一個“更”字。另外，隨著官員子孫的繁衍，因“蔭補”而增加的官員數量越來越多——真宗時，宋朝官員數量大致在一萬左右，僅僅過了40年，到了仁宗年間，官員人數即翻了一倍還多，到了英宗時更是接近三萬。

與此相對應，為了豢養越來越多的官員，宋朝的中央財政收入也越來越吃緊——北宋初年，兩千萬的錢糧收入可以結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間，盡管國家不斷上調稅賦，國庫收入達到一億三千萬以上(一說一億五千萬，超過唐7倍，而國土面積和人口均不及唐)，卻無絲毫結余。

所以方臘才在起義檄文中說，“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

從這個角度上說，有宋一代，雖不是主觀上希望借高薪來養廉，但其高薪制度卻沒起到養廉的效果，反而耗空了國家，成為其積弱的主要的內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