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2日，本版曾登過拙作《戊戌變法的幕后功臣張蔭桓》，講了廣東人張蔭桓在戊戌變法的幕后所起的重要作用。意猶未盡，其實張蔭桓也是變法維新前臺一些大事的實干者。

國庫空虛，左支右絀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農歷甲午年)8月1日開始的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告終。1895年4日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諸島，賠款白銀二萬萬兩，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制造貨物……后來由于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強割遼東半島，改為交白銀三千萬兩“贖款”，再后又成為租借……

中日甲午戰爭的國殤，推動了光緒廿四年(公元1898年，農歷戊戌年)的戊戌變法。變法維新需要國家的穩定，需要一定的資金，可是，《馬關條約》規定的對日戰爭賠款就有白銀二萬萬兩，國庫里怎么拿得出？

張蔭桓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遍兼六部侍郎，他以戶部侍郎管理國庫，從他的《戊戌日記》中可見，當時國庫已經相當空虛：

二月，初二(陰歷，下同)，“共收銀十三萬一千余兩，共放銀十六萬九千余兩”；初四，“共收銀九萬六干余兩，共放銀二十萬八千余兩”。

三月，初四，“收銀二萬一千余兩，放銀十一萬八千余兩”；二十三日，“收銀十五萬五千余兩，放銀二十四萬三千余兩”。

閏三月，初三，“收銀十萬二千余兩，放銀十二萬二千余兩”；二十二日，“共收銀三十萬余兩，共放銀二十九萬九干余兩”。

四月，初四，“收銀十五萬余兩。”(可是，此前已虧空三十七萬四千余兩。)二十二日盤庫，“共實存銀五百七十八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兩七錢九分五厘一”(對一個泱泱大國說來，這是一個不足道的數字，更不要說國債累累。)

五月，初三，“共收銀十九萬三千余兩，共放銀十二萬三千余兩”，(盈余七萬兩，實尚虧三十萬四千余兩。)二十三日，“共收銀六十余萬兩”；二十八日，“共放銀六十余萬兩”。(后兩筆對消。)

六月，初三，“共收銀十七萬余兩，共放銀十一萬余兩”，(盈余六萬兩，開年以來仍虧二十四萬四千余兩。)

十三日，“子齋(戶部尚書敬信)另商撥款事”，張蔭桓就已經大嘆“度支日絀，意外之需日繁，奈何！”

受命于危難之際

改善國家經濟狀況，最根本的辦法是增加生產。光緒皇帝載湉認為，戊戌變法維新先期的“時政最要關鍵”，是成立礦務鐵路總局，領導全國“開礦筑路”，為此特發“上諭”：

“鐵路礦務，為時政最要關鍵……著于京師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所有各省開礦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以專責成。”

張蔭桓被任命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礦務鐵路總局的領導者。可是，起步之初這還只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于是朝廷要求張蔭桓想辦法向外國借款還債，“拆東墻補西墻”。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中也就有了這樣的記錄：

正月，大年初一(公歷1月22日)即“余訪赫德商借款事”；初三，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常熟(翁常熟人)函約早到署商借款”，以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劻為首的“兩邸十堂并到，宜有確論”。初四，“常熟擬英、俄兩國各借一萬萬兩”。初六，“子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敬信)、仲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廖壽恒)、榮相(榮祿)、合肥(李鴻章合肥人)先后到。常熟與恭邸(奕)同到。邸(奕)論借款之難，欲兩借。常熟力主兩借”。初九，“上(光緒帝載湉)看板后召問德國事，英、俄借款事，昨日各使到署賀年情形”。“旋至署與常熟、仲山、筠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睽號筠庵)同晤英使，仍為借款事。英言：借俄不借英，則索三頂利益。余曰：英、俄皆不借，英可不索？英使唯唯……即電告竹筼(駐德公使許景澄)、子通(駐俄公便楊儒)，達俄外部，以各國皆不借，前議作罷。”

向外國借錢，條件苛刻，張蔭桓斷然主張“英、俄皆不借”，自己另想辦法。

夭折的“昭信股票”

這時候詹事府右中允黃思永遞上一個“集股濟用折”，建議國家發行“急公股票”。張蔭桓一把抓住。從他的《戊戌日記》中可見：

正月，十一日，“常熟候商速議黃思永‘集股濟用折’。名曰‘急公股票’，余易以‘昭信’”。會后張蔭桓即“電北洋(指李鴻章)詢制造票式”。十四日，“戶部加班，具奏‘昭信股票’事”……乃決定發行“昭信股票”白銀一萬萬兩。由初議、到定案、到報告光緒皇帝，共用四天時間，可見張蔭桓對發行“眧信股票”的積極。二十六日，恭親王奕訢“認股三千，報效二萬兩。”股票哪來的“報效”？張蔭桓好心建議他“將報效之數一并認股”。這位糊涂涂的“恭邸”竟是“怫然曰：‘果爾，則并二萬不捐’……”開頭就不祥。

二月，初二，“常熟衡論昭信股章程”。初三，張蔭桓“遂重訂一遍……改正各款”。十六日，再“與常熟論昭信股票事……”

昭信股票很快得到發行。

可是發行“昭信股票”剛始旗開得勝，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就打上了股票的主意。四月初四，翁竟然提出要“商撥七處厘金，純動昭信股款。”翁同龢要用“昭信股票”的股金，抵國家稅收的不足！這還能叫“股票”？

張蔭桓一時哭笑不得，懇切向翁同龢諫言：“如此抵撥，不特各省以為兒戲，恐外國亦以為笑。昭信股非歲入之款也！”

“常熟謂：將奈何？余告以原訂昭信股辦法，撥出歲增五百萬的款，現計昭信股斷難足額，暫留百萬，余四百萬撥抵七省鹽厘，似尚可行。”他說他已經答應，一定要動用白銀四百萬兩的“昭信股票”股金，抵七省稅收的不足！縣官不如現管，渾渾噩噩的“翁常熟”比糊糊涂涂的“恭邸”可怕！然而，“誰官大誰表準”，可貴的“昭信股票”、中國股票之濫觴，就這樣輕易被翁同龢毀掉。

不愿為而為之

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墻倒眾人欺，一個又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至。為了求得國家的穩定圖存，張蔭桓到處去干他不愿干的事。

先是向英、德借款。昭信股票被毀，有一筆日本債務到期要還，朝廷又讓張蔭桓去借外債。既是燃眉之急又是朝廷之命，他不想借也得借。據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他去求英國人赫德代說合日本公使寬限還期。“日使力言政府不能展緩還期之故，而薦荷蘭使代商借。”李鴻章“傅相即函訂荷蘭使明日來”。荷蘭公使來晤而借款不能落實。張蔭桓只得再“約赫德至東院商借款，赫德以抵款有著，可辦到。”翁同龢對赫德的乘人之危惱火，戶部再議卻還是“將散，常熟袖出兩折，手寫《淞滬厘》、《宜昌鹽厘》兩款，囑余往商赫德”。七天后赫德有了準信，“常熟約子齋與余訪赫德商借款，遂同赴戶部籌撥貨厘、鹽厘各數”。次日“子齋來，言已將抵款交赫德，攜回草合同稿，常熟留閱”。后經“恭邸頷之”，“戶部公核合同”，翁同龢到赫德處“將底稿訂明”，“李鴻章閱稿以為周妥，便促早日畫押”。次日正式簽訂借款合同，李鴻章在場。這就是英、德借款的全全過程。

讓張蔭桓感到傷心的“尤甚者”，是他奉命跑腿辦事、李鴻章、翁同龢定奪，胡孚宸卻獨參他“借款圖私利，不借便宜之債，而借息扣極重之債”。

接著是出頭與德國交涉膠州灣事。其實徳國早在一年前就出兵強占了膠州灣，這時又來滋事。從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中可見：

正月二十三日，德國公使“海靖索議山東鐵路，自膠澳至濟南，又自膠澳經沂州至濟南；又中國自造山東鐵路須與德先商，否則膠即德兵不撤。真無禮之甚”！“樞中約會議德事，同僚咸集奉宸苑直廬。恭邸詢商辦法，默無可否”。“余言先電呂鏡使(駐德公使呂鏡宇)詢外部，果能一了百了，即與海使議結。恭邸頷而去。同列陸續散。余就里間起電稿，傅相就觀。脫稿后常熟增訂數字，交總辦帶署譯發”。

二月十四日，“常熟來言，奉派偕合肥與德使畫押。”張蔭桓喜：“余獲免，亦意外之幸”。“兩點鐘德使來，恭邸出晤，各堂陪同而出……合肥、常熟畫押鈐印……”簽約前多虧張蔭桓糾正了中國官員“治格赴膠澳勘界，所攜界圖竟將膠州畫入德界，若不重閱，誤莫大焉，甚矣……”

再是出頭與俄國帝國主義交涉旅、大租借事。年初原議向英、俄借款，后來改為向英、德借款，俄國很快找上門來，從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中可見：

二月十一日，“午正赴署，與邸樞各堂接晤俄代辦，系旅、大借島事。俄代辦行后，常熟促擬國電電旨及許、楊兩使電。促迫之甚，幸能了之。”二十一日，“合肥約午初來晤，謂常熟頃過訪，述口敕奉派與余商論俄事。余以須候竹筼來電，刻難與俄參贊晤商，且樞中迄無辦法，從何說起？合肥出示說帖，謂曾示常熟不肯擔當，須明早至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為辭”。二十八日，“總辦送來軍機交片，余與傅相奉派與俄使面議”，這已是君命難違！當日俄使來，“常熟、受之(崇禮)、筠丈與余出晤，傅相亦到”。

三月初一，“余言合肥：‘ 以奉派俄事，毀我兩人而已。’合肥謂：‘同歸于盡，何毀之意云？’少頃宣召……”初二，又“蒙召見……問及俄事”。初三，“與俄使論條約，燈后始散。常熟在坐，旅大船墺、局房合肥欲索價，常熟合之”。初五，“總署具奏俄租旅、大折……本日奉派與俄使畫押；不專派合肥，余初二力辭不獲！”，初六，“同合肥與俄使畫押”。之前張蔭桓爭取了“金州廳城不畫入俄租界，極費力而定。然已孤懸如寄矣！”

而胡孚宸彈刻膠州灣、旅大租借喪權辱國又是獨指張萌桓，也使他感到“尤甚之……”

風雨飄搖，內外交困，張蔭桓縱有經天緯地之才，獨力也難回天，變法之夭折，清廷之崩潰，也是歷史必然，再多的實干家都挽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