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一方面立即開展“殖產興業”，大力加快經濟近代化改造的步伐；另一方面，堅持軍事建設為經濟建設讓路的方針，在軍備方面僅作最低限度的投入。

1872年10月14日，明治天皇親自主持了東京新橋和橫濱間的日本第一條鐵路線路的建成典禮并敕旨，“朕期待國之富強，為百官萬民慶祝，朕祝此等業績能夠更加輝煌，遍布全國”。這道勅旨充分表達了，這條鐵路的建成不僅意味著日本交通變革的開始，更是日本邁上以發展近代產業為中心的近代化國家發展軌道的象征。

無論從120年前的當時還是現在來看，甲午戰爭的結局讓人有些驚訝，東亞地區一個長期默默無聞的小國竟然能夠擊敗清朝，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發展的綜合國力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從甲午戰前的情況看，日本人為了積累獲得戰爭勝利的經濟實力，走過一條并不平坦的路。

明治前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1871年到1872年間隨同巖倉具視考察歐美。在一年多的考察過程中，他深感當時的日本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至少落后歐美200年，但同時也注意到在經濟水平上，日本與歐美只有幾十年的差距，深知日本的當務之急是要在經濟上趕上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并感嘆如果一個國家“不先富民，則無以強國”。

回國之后，大久保利通迅速提出了“富國強兵”的口號。在當時，這個“富國強兵”包含著先積累民間的經濟實力，然后再進行軍備發展的深意。因此，明治政府一方面立即開展“殖產興業”，大力加快經濟近代化改造的步伐；另一方面，堅持軍事建設為經濟建設讓路的方針，在軍備方面僅作最低限度的投入。

1894年6月24日，日軍在朝鮮仁川登陸。 CFP 供圖

從自衛走向對清戰爭

在明治維新開始后的前20年中，日本陸海軍的主要職能在于維護日本的國內治安。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新生的日本軍隊在國內忙于平定各地此起彼伏的舊武士叛亂與農民暴動。對于日本這樣國土狹小的島國而言，維持國內治安用不著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

當時，日本陸軍6個鎮臺的全部現役兵力僅有16000多人，加上預備役的總兵力也才不過45000余人。因此，在西鄉隆盛等人在鹿兒島發動叛亂，引發西南戰爭之后，日本政府緊急動員大批警察和舊武士入伍，陸軍才臨時將兵力擴充到10萬多人。而當時的日本海軍是一支總噸位不過27000噸，由接收自舊幕府和各藩的20多艘老舊艦船組成的小型艦隊。

盡管日本在1874年侵略過中國臺灣，但這就像同一時期甚囂塵上的“征韓論”那樣，實則是明治政府為了平息國內舊武士的不滿情緒所采取的轉移注意力的措施。而參謀本部在1881年出版的《鄰邦兵備略》雖然鼓吹對清朝進行戰爭準備，但那畢竟只是參謀本部總長山縣有朋等少數人的意見。客觀來說，日本軍備水平此時仍然僅限于滿足國土防衛和國內治安的需要。

然而，以1882年朝鮮“壬午軍亂”的爆發為契機，日本的軍備建設方針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朝鮮軍民在“壬午軍亂”中殺傷日本人的行為以及清軍在“壬午軍亂”之后的武裝介入強烈地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經。此時，明治政府的多數成員開始認為清帝國將會是日本未來發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內閣高官山縣有朋提出的“日清終究不免一戰”的意見，在政府要員之間已經成為共識，對清軍事準備的呼聲由此高漲起來。

為了準備好與擁有亞洲最龐大軍隊的清帝國爭鋒，明治政府轉變了發展有限軍備的思路，日本的軍事建設從“適度建設”的慢車道進入到“擴軍備戰”的快車道。1882年8月，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提出了10年內將現有的14個步兵聯隊擴編為28個聯隊(14個旅團)，再加上7個騎兵大隊，21個野戰炮兵大隊(編為7個聯隊)以及工兵、輜重兵各7個大隊，將陸軍常備兵力擴充至6萬余人的擴軍方案。

與此同時，海軍卿川村義純也提出8年內將海軍的總噸位翻一番，新建、改建42艘軍艦的方案。從1883年開始，日本陸海軍同時開始實施軍備擴張。毋庸置疑，近代化的軍備擴充需耗費大量的金錢。以陸軍為例，為了編練新創設的師團，陸軍軍費以每年近200萬日元的增幅節節攀升。而對缺乏自主造艦能力的日本來說，要在短短的8年內實現川村義純的造艦計劃，惟一的辦法就是從英法等國訂購價格不菲的進口軍艦。所以，海軍軍費的增速和增幅都走到了陸軍前面。1882年，海軍軍費尚不及陸軍的四成，而在短短8年之后的1890年就反超了陸軍。

軍事支出VS財政平衡

巨額的軍費增支必須靠強有力的財政保障。為此，明治政府加征了包括煙草稅、酒稅和證券交易稅在內的一系列新稅種，增收的每年750萬日元稅金成為支持軍備擴張的穩定財源。為了使軍方能夠不受政府制約地完全支配新增軍費，山縣有朋和川村義純等陸海軍首腦在1883年設立了獨立的軍備局，全權負責軍備擴充和新增軍費的使用。1884年，在新增軍費分配中獲益較少(只及海軍的三分之一)的陸軍當局向政府提出了增稅至1000萬日元來補充陸軍軍備的要求。

對此，正在厲行財政改革的大藏卿松方正義予以堅決抵制。他認為，無論軍方有什么樣的迫切理由，軍費支出都必須在政府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作合理安排。當時，明治政府中的巨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都支持松方正義的意見。伊藤和井上借著“巨文島事件”的爆發，借著防御俄國的名義，推翻了山縣等人炮制的不合理的1886年年度軍事預算案，還順勢解散了設立不久的軍備局，成功地將軍事支出的管理權限抓在了政府的手中。松方和伊藤等人的想法非常明確，只有先讓國內的經濟發展起來，政府財政才能有發展軍事的余力。所以，他們暫時對內壓制了軍方的擴軍沖動，對外采取對清妥協的方針，軍備的目標也從對清戰爭準備重新調整為抵御列強侵略的國土防衛。但明治政府絲毫沒有放慢過擴軍備戰的腳步。到1890年，陸軍完成師團改制，海軍也完成了裝備更新，換言之，對清戰爭準備業已就緒。這一年在愛知縣知多半島舉行的陸海軍聯合大軍演即可視作對后來的甲午戰爭所做的第一次實戰演習。

伊藤等人堅持軍事支出堅決服從于政府財政的大方針是在給松方正義的財政改革創造條件。從1881年開始，為了解決前任大隈重信所遺留的嚴重通貨膨脹(主因是西南戰爭中積欠的債務和超發的紙幣)，大藏卿松方正義斷然采取嚴厲通貨緊縮政策(簡稱“松方財政”)。“松方財政”在改善政府財政狀況的同時，長期的通貨緊縮政策所帶來的低利率也引發了近代日本第一輪創業辦廠的高潮。不過，這些工廠勞動力的來源多半是在緊縮財政下給逼到死亡線上的破產小農。

輕工業明顯領先重工業

在這一股創業辦廠的潮流中，日本的民用輕工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近現代日本支柱產業—棉紡業的機器大工業化正是在“松方財政”之下實現的。明治維新以后，為了抗衡物美價廉的英國進口棉布，日本通過技術引進和仿制，率先實現了棉紡設備的機械化和規模化經營。到1890年，日本的國產機織棉不僅在產量上超過了進口棉織品，而且開始向被英國棉紡制品壟斷的中國和印度出口。雖然，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這個階段，日本政府在鐵路、鋼鐵和軍工等基礎工業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在這一時期真正推動日本產業近代化進程的卻是以棉紡業和繅絲業為代表的民用輕工業。

與主要立足于開發國內消費市場的棉紡業不同，從明治維新直到20世紀初葉，面向美國市場的生絲和絲織品一直都是賺取外匯的支柱產業。從1870年代起，南北戰爭結束后迅猛擴張的美國絲織業對原料絲的需求促進了日本繅絲業的發展與進步。日本近代繅絲業的發展采取了傳統技術與近代技術結合的方法，同時不斷致力于品質管理和技術改良。短短20年間，日本就取代了中國成為了世界絲織工業最大的原料供應國。

民用輕工業的發展減少了對進口制成品和半成品的依賴，從而改變了日本的外貿結構。在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外貿呈現出從“進口產品、出口原料”向“進口原料、出口產品”的轉變趨勢。這對受制于不平等條約，無法自主關稅稅率的日本來說，是一個縮小貿易逆差的有利因素。不僅如此，輕工業的進步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和國內消費的增長，由此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反過來進一步改善了政府的財政狀況。大藏省在戰爭期間增發的兩期總額8000萬日元的國債均在日本國內發行。

可見，日本完全依靠自身的經濟實力支撐了整場甲午戰爭。倘若如果沒有“松方財政”主導下的經濟增長，這樣的財力后盾是不可奢望的。

當然，日本的基礎產業和重工業(如鋼鐵工業)在甲午戰前雖然發展迅速，但仍然遠遠落后于歐美列強。以鐵路為例，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的鐵路鋪設里程已經達到1400公里，但是鐵軌、機車和關鍵的信號管制系統仍然嚴重依賴英國。日本的大部分鋼鐵廠在甲午戰爭前都嚴重缺乏生鐵的冶煉能力，生產不得不依賴進口生鐵。盡管機械工業在1890年代有著年均12.9%的驚人增長率，但其產值還不到棉紡業的百分之一。

此時，占據日本重工業領頭羊位置的是以采煤和采銅為主的礦業，而開采的煤炭和礦石多供出口。基礎工業的薄弱使得甲午戰爭之前的日本軍事工業依然缺乏獨力支持前線軍備的能力。由于冶鋼技術的落后，東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廠以及橫須賀海軍船廠在戰前均無法獨立生產火炮用鋼鐵和艦用裝甲板。陸軍不得不用性能較差的仿制意大利式青銅野炮、山炮來與清軍的75毫米克虜伯行營炮抗衡。

在步槍方面，盡管使用無煙發射藥的二十二年式村田連發步槍在戰爭前夕開發成功，但由于時間倉促，只來得及給最后完成動員的近衛和第四師團換裝。甲午戰場上的日本士兵大多用的還是老舊的十一年式村田單發步槍。而在黃海海戰中起到關鍵作用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也要到戰后的1896年(仿制工作從1888年開始)才真正仿制成功。盡管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它的工業化進程還處在剛起步的階段。只不過，目標明確的明治政府領導者們克服了日本的短板，充分利用了手中有限的資源，趕超顢頇無能的清政府，渡過了其向近代崛起的第一道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