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29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開幕的第一天。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走進議會大廳，議長林森見他腰間佩劍，立即迎上前對他說：“袁大總統，參議院是立法的最高機關，是一塊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攜帶武器進入的，請大總統閣下解除軍刀入席，以崇法制。”袁世凱愣了一會后，無可奈何地解下了佩劍。

事實上，以參眾兩院構成的國會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舉足輕重，“議員們的選票一再改寫中國歷史”。其中的典型事件之一是張振武被害事件。張振武是武昌首義元勛之一，他很瞧不起黎元洪，從黎元洪被推上臺起，就“既推重又加以賤侮，甚至抽刀拍案，嘲弄辱罵”。

北洋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選為副總統兼領鄂督。這時全國各地因為欠餉和裁軍，不斷有嘩變事件發生。湖北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鄂人喜動惡靜，武昌起義中的部分有功官兵也恃功而驕，甚難節制。在湖北發生的一次兵變中，據說黎元洪就查到主謀人是張振武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而且張振武還曾公開宣言：“鄂政不良，我等當再度革命。”

8月15日，袁世凱、黎元洪合謀，以“蠱惑軍士”、“倡謀不軌”的罪名，逮捕殺害了張振武。在殺張的執刑命令上，段祺瑞以陸軍總長的身份簽字副署，使之生效，因此對此案負有直接責任。

張振武被害事件發生后，輿論為之大嘩，認為張案的辦理不符合法治精神。參議院立即向政府提出質問案，要求大總統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給予答復。袁世凱見勢不好，趕緊將皮球踢給黎元洪，而黎元洪為了逃避責任，又趕緊發長電委托段祺瑞到參議院登臺答辯。

建立共和，并不意味著民主法制精神也相應而立。當時國內影響力最大的日報、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便指出，“共和國家全賴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

張案的最大問題和漏洞，恰恰在于決定“生殺人”的不是司法官，而是大總統、副總統。參議院的質問案也將重點集中于此，聲明：“不僅為振武一人言也，為民國前途起見耳。”

8月23日，段祺瑞在參議院為張案的處理進行辯護，其辯護理由主要包括：張振武的罪狀“實有礙難宣布之處”;行刑前已“集合高等軍官討論數次”;張案涉及國家安全，只能執行“臨時辦法”。

這樣的答辯不能讓參議員們感到滿意。在他們的連番追問下，段祺瑞理屈辭窮，不得不承認，手續“有錯誤，祺瑞身當其咎”。

參議院最初以同盟會占優勢，在擁護袁世凱的共和黨成立后，同盟會的優勢才逐漸轉為劣勢。接下來，唐紹儀內閣的垮臺更使同盟會失去了在政府的立足點。為了改變這一狀況，8月25日，同盟會與一些小黨合并，組成了以同盟會為主體的國民黨，國民黨成為了民初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一個政黨。在當時的參議院內，基本就處于國民黨和共和黨兩大政黨對立的局面。

8月28日，部分國民黨籍參議員提出彈劾國務總理、陸軍總長案，認為“副署之國務員段祺瑞輔佐乖謬”，要求按“臨時約法”將其免職，“以彰國法，而固國本”。該彈劾案一經提出，共和黨就與國民黨發生了激烈沖突，參議院議長幾乎無法維持秩序。最后由于難以形成統一意見，張案遂不了了之，段祺瑞才得以免遭彈劾和免職。

盡管參議院在張案上頗有虎頭蛇尾之嫌，但能夠讓陸軍總長在參議院接受質詢，以及差一點彈劾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民初民主法制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