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棣時代，堪稱是明朝的“大有為”時代：征蒙古，通西域，下西洋，開運河，遷國都，修大典。累累功業，至今讓國人引以為豪。但是有一個問題卻終無法回避----耗費巨大。雖有永樂朝第一理財能臣夏元吉從中協助，數年以來精心維持，但勞民傷財卻終無法避免。當永樂君臣正著力創建“不世之功”時，明王朝建國后第一場農民起義---山東青州唐賽兒起義，卻于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二月在山東爆發，這場持續三個月的起義不但震撼了正開拓“盛世偉業”的明王朝，更成為朱棣至死無法釋懷的一塊“心病”。

說到這場起義的領袖---山東蒲臺女子唐賽兒，古今的說法各有不同，明清兩代的歷史學家皆稱她是“逆賊”“妖婦”。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小說集《初刻拍案驚奇》中，有《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奸破敵》一文，正是以這次起義為藍本改寫而成，但小說中把唐賽兒塑造成一個“放蕩荒淫，殺人如麻”的女魔頭，只能說是“藝術加工”。而近現代史學家則大多稱贊她為“偉大的反封建農民起義領袖”，至今不斷“拔高”，污蔑，拔高，加上起義的主人公皆不知所終的結局，令這場六百年前喧囂一時的抗暴運動，至今籠罩著種種歷史的迷霧。

要解開這團歷史的迷霧，且讓我們先把目光對準起義的發生地---山東。

二

說唐賽兒起義爆發于山東的原因，先讓我們看看從洪武末期至靖難之變前，山東的一幅不忍卒讀的圖景。

從朱元璋去世的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開始，山東就陷入了恐怖的“連環自然災害”中，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山東張秋河決口，進而奪小清河水道，造成洪水大規模泛濫，災情波及魯中濟南，萊蕪，乃至魯東濰坊等地，史載“毀田萬畝記，流民二十萬人。”水患尚未平息，膠東地區又遇強烈地震，引發大規模洪水海嘯，毀“登州，蓬萊，威海三衛，十年軍屯一朝喪盡”。洪水剛剛退去，大規模瘟疫又爆發，明朝廷“募舉國良醫施藥診治”，以“善安民”著稱的鐵弦出任參議，至是年九月，疫情方得到控制，誰知兩個月不到，從11月開始，魯中，魯南地區普降鵝毛大雪，史載“一夜驟寒”，僅壓塌民居就有千棟，可謂大雪災，濟南，兗州，濟寧，菏澤等府縣凍死百姓近兩千人，負責賑災的山東布政鐵弦累得“嘔血數升”，并向建文帝哭陳道“百姓蒙難，皆臣怠慢之過。”險些自刎謝罪。

然而打擊并未結束，次年年初至七月，山東全省滴雨未落，新種莊家盡數曬死，各地官倉儲糧更已告罄。戶部尚書黃純建議速調朝廷在蘇北，蘇南的儲備糧發往山東賑災，建文帝準奏，并命侍郎夏元吉火速核算數字。正在這時，遙遠的北平一聲炮響----燕王朱棣起兵造反，靖難之役爆發了。

如果說之前山東人的苦難是天災，那么之后山東人的苦難是人禍，這人禍與朱棣一生的五個大功業相連---靖難之役，北伐蒙古，下西洋，通西域，遷都北京。

先說靖難之役，朱棣的造反，不但令忙于平叛的朝廷賑濟山東饑荒的計劃擱淺，相反，卻要征發山東民夫數萬人參戰。之后三年，靖難之役的主戰場就在山東，山東百姓剛經過災荒，旋即又遭兵禍。朱棣攻濟南堅城，鏖戰東昌，大軍征伐無數，所過之處皆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綿延的兵災，直到三年后朱棣篡逆大業完成，搖身一變為“永樂大帝”后，方告結束。

之后夏元吉力主優撫山東，發大量賑濟，并將齊王，魯王等藩王被削土地劃撥給農民耕種，免三年賦稅，百姓生活方才安定了幾年，但民力尚未恢復，永樂八年起，朱棣又開始籌謀北征蒙古，除調度全國各地精銳部隊外，更從山東當地征發民夫十萬人輸送輜重，之后數年，大量山東農民離鄉背井，遠赴北疆，跟隨朱棣大軍出生入死。朱棣接連擊敗韃靼，瓦剌的赫赫武功，恰是“山東人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

接著就是陳誠通西域，鄭和下西洋，引得“萬國來朝”，朱棣熱情好客，歡迎列國使臣在中國各地觀光游覽。

素來是“孔孟之鄉”，擁有諸多文明古跡的山東自然是首選，一批批外國使團慕名而來，要“宣揚天朝威德”，自然規格要高，以展現我山東繁榮景象，于是山東各州縣大搞“形象工程”，修繕道路，營建宮室樓閣，又是勞民無數，使節們一路的花費，也自然有當地百姓攤派。蘇祿國王更病逝于中國，安葬在山東德州，其子女及使團隨員多留居當地守墳，自然也要劃撥經費“恩養”，這負擔，終究還要落在山東百姓身上。

頻繁的“大動作”讓百姓如牛負重，偏在此時遷都北京又提上了日程，要遷都，就要營造北京城，民夫自然從離北京較近的山東抽調，遷都后的京城糧食都要從南方運輸，可是漕運不通，就要疏通河道，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宋禮主持重開運河，對象主要是山東東平至臨清的會通河，還要征伐勞力，僅山東一地又征發了十萬民工，工程浩大不說，一路更要扒掉良田無數，按說國家要有補助，但國家花費太大，經濟困難，所謂“補助”，于老百姓不過杯水車薪。

會通河歷經數年終于完工了，代價，卻是無數山東農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災難深重的山東百姓，在逆來順受數年后，一場巨大的反抗風暴也在醞釀，而到永樂十八年，一個叫唐賽兒的蒲臺（今山東省濱州市）女子，終將這場風暴變成現實。

三

關于唐賽兒的身世，歷代史料的記錄頗有出入，明清文人的筆記里多把她形容為“精通妖法”的“邪女”，誠為道聽途說甚至胡編亂造。而現代許多史料乃至影視作品，將她說成一個原本老實本分，卻因丈夫被官府拷掠致死憤然起義的“平民百姓”，卻也并非是這樣簡單。還是讓我們去粗取精看一下：根據濱州地方志的有關記錄，唐賽兒，山東濱州人，明建文元年（1399年）生人，自小博覽群書，精習武藝，容貌出眾，成年后與同縣農民林三結為夫妻，婚后不久丈夫即染病而亡。這期間她以山東益都（今山東青州）為中心，在周邊的諸城，即墨，安丘等地招募“義士”，發展勢力，終于永樂十八年二月起事，打響了反抗明王朝的戰爭。然而在這個簡單的履歷里，她卻有另一個不簡單的身份---“白蓮教”佛母。

白蓮教，是一個起于北宋，歷史源遠流長的民間宗教組織，其教義以宣揚“明王降生，拯救斯民”為主，元末農民起義領袖劉福通正是以此為號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大明律》中嚴令“取締巫術邪教”。白蓮教也在其中，但并未從此消亡，相反變為暗流，在民間中下層百姓里廣為流傳，但與元朝末年統一尊“明王”為神相比，這時的白蓮教已發生很大變化，因地域差別而分成“金蟬”“羅道”“聞香”“閻王”“玉皇”等諸多派別，各派別之間尊奉的“尊神”不同，更不相統屬，但目的始終未變：反抗朝廷，伺機起事。

更不容回避的是，白蓮教之所以長期以來在中下層百姓里有廣泛的影響力，并非是因其“思想進步”，相反恰恰是因為其思想中含有大量“封建糟粕”，其招攬信徒的手段，多為各種裝神弄鬼的欺騙伎倆，諸如“鬼畫符”“跳大神”“喝靈水”“請天兵”等今天還存在的民間騙術，皆由此演化而來。因此民國學者蔡東藩說：白蓮教“越逢亂世，從者越眾”。

而作為白蓮教的信徒，唐賽兒也不例外，就起義動機而言，觀其家境，雖各類史料沒有明確記載，但其嫁與農民林三，可推測也是農家出身，但自幼“博覽群書，精習武藝”這一細節，可見亦非赤貧之家。有關“其夫被拷掠致死引發起義說”，多存在于民間話本演義中，正史中尚缺少詳細記錄。臺灣歷史學家張其昀認為，唐賽兒的父親就是白蓮教的總教習，其夫也為白蓮教信徒，這場起義，也是幾代人籌劃數十年而產生。

另一位臺灣歷史學家蕭一山卻認定，唐賽兒是在丈夫染病去世后的寡居期間加入白蓮教的，并很快成為這支白蓮教的首領。進而發動了起義。這兩種說法，目前都還是沒有確鑿證據的“假說”，我們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唐賽兒忠誠的皈依于一個世代以反抗“封建王朝”為己任的宗教。

而與當代許多史學家所說的唐賽兒起義前“傳播進步思想”不同的是，唐賽兒在籌劃起義，招募信徒的過程里，始終宣傳自己是白蓮教的“佛母”轉世，而且聲稱自己有“剪紙人化天兵”的仙法。所謂在青州周邊地區“招募義士”，其實就是傳播白蓮教“佛母（她自己）下凡”的教義，比之白蓮教的歷次起義，“封建糟粕”不少，“進步意義”實難找。起義的綱領是“欲衣食財貨百物，遂需以術運致。”更是歷次農民起義綱領的翻版。然而結果卻是在當地“募集教眾數萬”。論原因，卻還是事發后山東按察使鄭辰的一句話----“民苦徭役而已。”

永樂十八年二月（公元1420年），唐賽兒率數千教徒，在青州西南卸石寨起義，于三月全殲青州衛指揮使高鳳的官軍，周邊即墨，莒縣，諸城，日照，壽光，安丘等縣城的白蓮教眾紛紛響應，數日之間，其軍隊發展至數萬人，大軍所到之處“焚官衙，燒倉庫”，周邊官吏及地主紛紛逃亡。《罪惟錄》載此次起義“賊軍（唐賽兒）氣焰大盛，刁民乘勢附逆，以奇技淫巧誆騙無知百姓，一路毀學宮，殺命官，擄掠鄉里，士吏良民莫不遠遁其鋒也。”但《明史》卻不得不承認：“細民欣然從之。”

四

山東官軍敗報傳至京城，朱棣如聞晴天霹靂，于朝堂上連罵唐賽兒數句“妖婦”。但畢竟正籌劃征討蒙古韃靼，加上唐賽兒起義后，山東泰安，兗州，汶上，臨清等地也紛紛出現多支起義軍，只得接受大學士楊榮的建議，遣使赴山東“招安”唐賽兒，卻不想唐賽兒殺掉使者，表示要“對抗到底”。

盛怒之下，朱棣派安遠侯柳升派軍鎮壓，除調集各地精銳外，更從自己王牌神機營里調2000精銳隨軍，四月，柳升抵達青州城下，其兵勢浩大，更“廣置囚車于營前”，誓要一戰定勝負。

唐賽兒先假意投降，放松警惕的柳升遭唐賽兒劫營，“被殺者甚眾”，其部將劉忠戰死。唐賽兒則借機沖出了柳升的包圍圈，率部離開青州。繼而唐賽兒揮師與正攻打安丘的部將董彥生，賓鴻合并，協力攻打安丘，安丘城防堅固，唐賽兒攻擊受挫，繼而轉攻諸城，再度受挫，這時重整旗鼓的柳升也尾隨而來，唐賽兒在諸城，青州，安丘三城之間來回游走，依靠當地鄉民支持，數次打破官軍圍困。戰事進行了三個月，始終毫無進展，至五月，朱棣調山東都指揮使衛青率沿海備倭騎兵夾擊，終發揮“騎兵機動性”，在安丘城郊捕捉到唐賽兒軍主力，一番沖鋒終于沖垮唐賽兒。

唐賽兒部將劉俊，王宣率兵斷后，兵敗被俘，唐賽兒軍被斬首八千余人，俘虜四千余人。但“賊首”唐賽兒，賓鴻，董彥生等人卻成功突圍，其后，這支三個月里數次戰敗明軍，連殺明朝兩位名將，將明廷上下鬧得心驚肉跳的“賊軍”，竟從此神秘失蹤了。轟轟烈烈的山東大起義，也就此偃旗息鼓。

但朱棣卻焦急萬分，盡管衛青等人上報說“妖婦”唐賽兒已死于亂軍之中，但“死不見尸”，朱棣聽傳言說唐賽兒可能出家為尼姑，隨即于永樂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兩次下令將全國尼姑，道姑共計萬人抓至京城，逐一甄別排查，其間釀造冤獄無數，卻終一無所獲。

其后，朱棣又遣東廠和錦衣衛“精細能吏千人”，深入民間“化裝偵察”，在全國各地明察暗訪，卻依舊勞而無功。而山東當地鄉民則傳言“佛母”已然上天成仙。時時拜祭“佛母像”，先后有數百人因“敬佛母”而被官府下入牢獄。

唐賽兒下落，成為朱棣晚年最揮之不去的一塊心病。甚至就在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北征歸來的途中，已病入膏肓的他偶然神志清醒，依然向身旁的楊榮詢問“山東逆首落網否？”幾天后，帶著終生沒有找到答案的遺憾，朱棣撒手人寰。而“白蓮教”這個生命力頑強的組織卻依舊在大明朝的社會底層暗流涌動。數十年之后，一場更大的白蓮教暴動又隨之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