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鳴寺中的豁蒙樓是舊時南京文人最愛登臨的名樓。此樓始建于清末，1973年毀于火災，1979年重建。在很多資料中，都說豁蒙樓是兩江總督張之洞為了紀念友人楊銳而新建的，但這個說法似乎并不確切。

辛亥革命元老劉成禺(字禺生)在其所著《世載堂雜憶》中，收有《豁蒙樓》一文，記載了豁蒙樓的由來。

清光緒二十年(1894)，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來南京署理兩江總督時，與其任四川學政時的得意門生楊銳(字叔嶠，戊戌“六君子”之一)某夜“同游臺城，憩于雞鳴寺，月下置酒歡甚，縱談經史百家、古今詩文，憺然忘歸，天欲曙，始返督衙。”“此夕月下清談，及杜集‘八哀詩’，銳能朗誦無遺;對于《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一篇，后四句‘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反復吟誦，之洞大感動。”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失敗后，楊銳與譚嗣同、康廣仁等被清廷殺害。光緒二十八年(1902)，張之洞再次出任兩江總督，重游雞鳴寺時，“徘徊當年與楊銳盡夜酒談之處，大為震悼，乃捐資起樓，為楊銳紀念，更取楊銳所誦‘憂來豁蒙蔽’句，曰‘豁蒙樓’。”

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金陵野史》一書中的《豁蒙樓與楊銳》一文，就是根據劉文而寫的。此后，大凡寫到雞鳴寺和豁蒙樓的文章均因襲這一觀點，遂形成張之洞建樓是為了紀念楊銳這一說法。

與劉文所說稍為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曾受聘任金陵江楚編譯官書局“幫總纂”(即副總編)、后為東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李詳(字審言)，他比劉禺生稍早，在南京居住近十年。

他在《南京雞鳴寺豁蒙樓》一文中說：“張文襄(張之洞謚號‘文襄’)再督兩江日，屬(叮囑)黃華農方伯于雞鳴寺東，伐去叢木，建樓其中，俯臨臺城，以覽玄武湖之勝。樓成，文襄署扁(匾)曰豁蒙樓，取杜(甫)《八哀詩·詠李北海》云：‘朗吟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此中未提及張之洞紀念楊銳一事。

劉文和李文所記雖略有不同，但都說豁蒙樓是張之洞所建，一說“捐資起樓”，一說“建樓其中”;而張之洞在豁蒙樓匾額跋文中也說：“余創于雞鳴寺造樓，盡伐林木，以覽江湖”。

《金陵佛寺大觀》一書說得更具體：“在(雞鳴寺)觀音閣左邊南唐涵虛閣舊址上營建樓宇一座……題額豁蒙樓”。這些說法給人的印象是，豁蒙樓是單獨另外建造的。

近日，筆者在閱讀《張之洞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雞鳴寺》一詩時，感覺以上說法不甚準確。這首五言詩，共二十八句，其中有“一朝辟僧樓，雄秀發其秘，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蒼翠”之句。說得更為明白的，是張之洞在詩題下的自注：“余以金施寺，僧辟寺后經堂為樓，盡伐墻外雜樹，遂為金陵諸寺之冠。”辟，是開的意思。這是說豁蒙樓并不是新建的，而是寺僧收了錢后，把寺后原有的經堂改建為樓。(佛教稱藏經、誦經之堂為“經堂”)。

這樣，原先閑人免進的經堂便成了人人皆可登臨的覽勝之處。另外還有一個佐證，民國時期的“立法委員”，與劉禺生、冒鶴亭等時相唱和的著名詩人曹經沅，1933年與友人同游雞鳴寺，寫詩一首，在笫五句“布金人去思元老”下自注：“豁蒙樓舊為經堂。”(見曹經沅《借槐廬詩集》)

那么張之洞的詩注與他的題匾跋文為什么會自相矛盾呢？筆者是這樣理解的：張之洞原先確實創議在雞鳴寺中“造樓”，也許給的錢不夠，這樣推測是有根據的，因為張之洞在題匾跋文中說，那位黃華農方伯(“方伯”是布政使的敬稱，黃時任江寧布政使)也是給了線的;也許寺中空地不多，也許造樓費時費工，也許是其他什么原因，樓并未造;但已收了封疆大吏的錢，地方官員和寺僧總得向這位一方諸侯有個交代吧，于是便把收藏佛教典籍的經堂改建一番，成了對外開放的豁蒙樓。

說張之洞創議在寺中造樓，除他自己所說之外，還有時人記載可憑。《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1867——1906)，寫有《南皮游金陵雞鳴寺》一文記其首次游覽雞鳴寺之事。張之洞為直隸(今河北)南皮縣人，時人常以“張南皮”稱呼他。文不長，摘錄如下：

“南皮在金陵日，嘗游雞鳴寺。南皮立高處，左望玄武湖，澄澄如鏡，右望臺城，則樹木叢雜，不能一覽無余。南皮不慊(不滿意)于心，因命材官伐樹。寺僧伏地哀之曰：‘樹皆百年物，伐之則生機絕矣。’南皮不顧，沉吟曰：‘其如寥闊何？無已，其蓋一三層洋式高樓乎？’寺僧以南皮為其置別業也，喜而謝。胡硯孫觀察進曰：‘以名勝之地而蓋洋樓，似乎不古。’南皮深然其說。寺僧又忐忑不已。瀕行時，顧胡曰：‘你替他將就搭幾間屋吧，茅蓬都使得。’言畢，匆匆乘輿而去。”

據此，可知張之洞確實想在雞鳴寺中建樓，而且想蓋洋樓，其目的就是拓寬視野，登高覽勝。后來再督兩江時，舊地重游，觸景生情，傷悼楊銳，才施錢寺僧，辟堂為樓，樓成，張之洞實現了兩個心愿：放眼江山與傷懷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