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只有一個，本無內外之分。100多年前動蕩的中國政局，給了沙俄可乘之機，于是外蒙古開始走上與中華大家庭分離之路。1919年，北洋政府的徐樹錚將軍滿懷收復壯志，率不滿5000之師、用時未滿1月，成功地收復外蒙古地區，一時間舉國歡欣鼓舞，徐亦被贊譽為“傅介子第二”。然而再度動蕩的中國政局再次給了蘇俄可乘之機，在它的入侵下，1924年外蒙古再度易手，而徐樹錚將軍亦在翌年遭馮玉祥槍殺，給這段輝煌的戰史劃下一個悲壯的句號。

外蒙古地區與中國正式分離馬上就到70年了(1924年-1945年名義上屬于中華民國)，每每想到這段分離史總難免令人扼腕。時光不能倒流，歷史事實亦不能改變，唯有教訓才是最真實和慘痛的。如今重溫這段徐樹錚將軍收復外蒙史，只是為了申明一個道理：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只有實力做后盾的外交才能維護國家真正的完整與獨立，舍此再無他途。

外蒙古的第一次分離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統治搖搖欲墜，一直對外蒙古地區垂涎三尺的沙俄遂策動了所謂的“外蒙古獨立”運動，由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國”政府，并同沙俄政府簽訂所謂的俄蒙協定，同意沙俄在外蒙古駐軍。外蒙古地區遂受制于沙俄政府，但其“獨立”一直未得到清政府及民國政府的認可。

1913年，沙俄迫使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聲明》，中國僅得到名義上的“宗主國”地位，但不得在外蒙古派駐官員、軍隊，不得移民。1915年6月，外蒙古宣布取消“獨立”，實行“自治”，而袁世凱則冊封八世哲布尊丹巴為“呼圖克圖汗”，并赦免獨立運動人士。外蒙古實行自治，但實際上仍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之后蘇俄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假意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事實上繼續支持外蒙古獨立。蘇俄在1919年7月發表對蒙古聲明，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求與之建立外交關系。然而，蘇俄彼時根基未穩，尚無暇對外蒙古地區進行干預，而白俄匪軍及日本所謂“護僑部隊”等的騷擾令外蒙地區苦不堪言，于是在當年8月，蒙古三盟(車盟、圖盟、漢臣)王公聯名密呈庫倫鎮撫使陳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復舊制。

徐樹錚的獻策與軍事準備

遠東地區的風云突變，加上外蒙古部分愛國王公回歸中華大家庭的強烈愿望，再加上中國因參加一戰而獲得較高的國際聲望，為中國政府收復外蒙古地區也提供了良機。為此，時任北洋政府軍總參謀長的徐樹錚于1919年4月17日向北洋政府提交《西北邊防條陳》，力主收復外蒙古地區，其中第一款特別指出：

辛亥以往，中國多事，無暇顧及邊圉，俄人乘機煽誘外蒙獨立，致成三方協約之局。乃歐戰以來，俄國政變相繼發生，干戈相尋，迄無寧日。於茲急起直追，復我故物，自屬報施之道，原不必以蒙約為顧忌，惟外蒙自治一節，不惟載在協約，對內對外均經政府確切麥示，國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輕議變更，而民族自治，為世界潮流所趨，尤不可顯與背馳，致招他國非議。況自俄亂以來，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變其宿昔之態度，對於中央深表親賴之意。如近日謝米諾夫勾煽蒙人獨立，外蒙官府竟不為所動，足為明證。在我正應一意懷柔，使中蒙關系日益親密。若輕墮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內向之誠，更恐別生誤會，致來外力干涉。因之數年之功，敗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

這是徐樹錚為了收回外蒙古而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一個積極的謀略。實際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徐樹錚的策劃下，北洋政府就已經在考慮利用俄國在遠東力量的削弱收復外蒙古了。當時，中國宣布參加一戰中的協約國，徐樹錚就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轄地包括新疆、甘肅、內蒙古、察哈爾、熱河和東三省等地區，實力非常雄厚。他毛遂自薦，利用協約國借款，招募軍隊，編練中國參戰軍，卻駐屯西北按兵不動，準備等待時機一舉收復外蒙古。他認為收復外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因此名義上準備投入對德作戰，實際上隨時準備出兵庫倫。當時的報界稱其為“中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之一(另一人為孫中山)。

1919年，德國戰敗后，北洋政府遂將一戰參戰軍改為西北邊防軍，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遂下令徐樹錚籌劃出兵收復外蒙古事宜。為了收復外蒙古，徐樹錚先派遣一個旅的兵力在大青山進行備戰和軍事演習，他本人在多倫鎮守使唐啟堯的將軍署衙內設立“收復外蒙古前進指揮部”，并以多倫為大本營招兵買馬、籌措糧草。同時，還派出大批偵查人員赴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廣泛收集情報，秘密反饋回多倫前進指揮部。

戰意已決

徐樹錚在多倫諾爾整訓并準備出兵外蒙古的消息秘密傳到庫倫，外蒙古自治政府一片驚慌。以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濟尼瑪丹彬旺舒克為首的外蒙古王公貴族見勢不妙，立即派遣所謂的“外蒙古代表團”到多倫商談，表示情愿取消“自治”回歸中國，隨行還帶來了“自治政府”單方面提出的《外蒙古善后條件六十三條》的副本呈交徐樹錚，其主要事項如下：

一、中央政府無論何時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畢(寺院屬民)，盟長、將軍、扎薩克(旗長)、高卓特巴(總覽廟倉事務)等原有之管轄治理權，永遠照舊。中央政府并不得實施殖民事項，將盟旗土地改歸他人所有。

二、設駐扎庫倫辦事大員一員，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恰克圖可設參贊人員，幫辦參贊一員。正副人員，必須一蒙一漢，并且輪流更換(如第一任漢正蒙副，則第二任蒙正漢副)，而漢員必須以文職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總裁之一，必須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駐軍，其計劃布置及額數，由駐庫倫大員及幫辦大員會同商定，遇有緊急事項，增派軍隊，事定仍需撤回。

四、內地人民建筑房屋，經營工商等業，以及開墾、種菜、伐木、割草，必須先取得該管(旗)扎薩克之許可。

五、開發礦產，興辦鐵道，電報，郵政，必須由駐庫倫大員及幫辦人員會商辦理。如必須借用外款，并必須先得外蒙地方議會通過，使得辦理。

這個《外蒙古善后條件六十三條》，通篇充斥著外蒙古王公貴族仍以“高度自治”來制衡中國政府之管理的幻想。徐樹錚閱罷怒發沖冠，嚴厲駁斥“代表團”成員，并積極準備出兵外蒙古，準備以武力迫使對方屈服。

故土光復

1919年10月23日，徐樹錚率領中國東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個旅，騎兵一個團共4000余人，乘上80多輛大卡車從多倫諾爾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發向庫倫進軍，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古的戰幕。

與此同時，徐樹錚還在多倫諾爾設立西北邊防軍后勤供應部，由多倫鎮守使唐啟堯負責征辦各類戰略物資，多倫諾爾西北邊防軍后勤基地源源不斷的戰略物資輸往北征的徐樹錚部隊，保障了收復庫倫的成功。

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謀略型將領，自多倫諾爾至庫倫約為2000華里，途中多為沙磧，以汽車輸送，需時五至六天方可抵達。徐樹錚為了保持軍容的整肅，特規定七日期限到達。他自己的座車與先頭部隊一起按日緩緩行進。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也不足，且軍械皆來自在多倫籌措到的國外貸款。為此，徐樹錚遂定謀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謂作左宗棠收復新疆之第二，直取庫倫。

庫倫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參戰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國軍隊交戰的，只有盤踞在當地的白俄股匪。但是他們只是劫掠物資，并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徐樹錚認為外蒙古威脅西伯利亞交通，如蘇俄稍有緩遐，必進占我邊疆領土，不占領庫倫，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騎兵團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以及被俄國強占的唐努烏梁海等外蒙軍事重地。因為中國軍隊進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軍隊收復外蒙古各戰略要地。

至10月29日，徐樹錚率部抵達叨林(距庫倫140里，今蒙古國肯特省喬伊爾市)時，通過交涉，令日本武官松井中佐將駐庫倫的日本軍隊120人的武器全部上繳來。事畢后，徐樹錚率軍開進了庫倫。

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烏蘭巴托，外蒙古王公放棄抵抗，中國政府軍僅用一個月的時間便收復了分離七年之久的外蒙古。

外蒙古的改造與開發

局勢初定，徐樹錚便立即將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那木那蘇倫“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濟尼瑪丹彬旺舒克加以軟禁，威迫外蒙古偽政權履行在多倫達成的協議——上繳了槍支9000支以上、大炮5門及幾十挺機槍、大批炮彈、槍彈。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當局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重新回到中國懷抱。收復功臣徐樹錚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孫中山先生發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后異常喜悅，回電慶賀：“彼得來電，諗知外蒙回，四內響應。吾國久無陳湯、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于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于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之不已”，“徐收回蒙古，功實過于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中國政府收回外蒙古后，隨即開始建設外蒙古，不僅幫助當地牧民種植大白菜，解決蔬菜匱乏難題。還召集在庫倫經商的包括多倫商號在內的旅蒙商開會，下令旅蒙商不準盤剝牧民。此外還在外蒙古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外蒙古社會發展的事業。盡管當年尚有列強將青島讓給日本的陰影，但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回歸祖國，還是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

外蒙古的得而復失

然而，外蒙古的回歸并沒有持續多久，便重新遭到蘇俄的入侵。1920年7月9日，段琪瑞下臺，西北籌邊使公署被裁撤，徐樹錚率軍返回內地，旋遭通緝，逃入日本使館，庫侖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白俄恩琴的軍隊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持下攻入庫倫。中國駐軍撤離庫倫，一部分返回內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領下轉移到買賣城，準備再戰。3月，蒙古人民黨軍隊在蘇聯紅軍的支持下攻占買賣城，擊敗了當地守軍。由于中國國內處于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夕，各派軍閥無暇分身，只得坐視外蒙古地區的軍事沖突。

蘇聯紅軍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開入庫倫，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親蘇的君主立憲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權”，并與蘇聯在1922年訂立了《蘇蒙修好條約》。北洋軍閥各派系，如段祺瑞、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間的戰爭，無可奈何。作為一種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發布了一份聲明，譴責外蒙古企圖分裂中華民國的行徑，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蘇赫巴托爾勾結蘇俄重新分裂國家

不久，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突然逝世。在蘇聯第三國際以及蒙古人民黨的支持與行動下，外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定都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以1911年作獨立紀元，允許蘇聯駐軍。但中國及英美等當時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1945年，在蘇俄的脅迫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只能以允許外蒙古公投的形勢，同意其獨立。至此，外蒙古地區正式跟中華大家庭分離。

功臣隕落

至于收復功臣徐樹錚將軍的下場，則是無此凄慘，令人惋惜。1924年底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段祺瑞被推為臨時執政，徐獲得自由，被任命為考察歐美日各國政治專使。1925年，考察回國的徐樹錚被“三姓家奴”馮玉祥逮捕(徐樹錚曾槍殺過馮的恩主陸建章，陸以濫殺聞名，死有余辜，而馮殺徐則完全屬于公報私仇)，旋遭槍殺，英年43歲。

徐樹錚被殺的噩耗傳出后，段祺瑞為之失聲痛哭，連連哀嘆“斷我股肱，斷我股肱”;前大總統徐世昌挽以聯曰：道路傳聞遭兵劫，每謂時艱惜將才！前清狀元、著名實業家張謇亦挽聯云：語讖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邊才正亟，嘆蒲海西顧事大，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

附：徐樹錚小傳

徐樹錚(1880～1925)，字又錚，號鐵柵，自號則林。江蘇省蕭縣官橋鎮醴泉村人，自幼聰穎過人，才氣橫溢。3歲識字，7 歲能詩，13 歲中秀才，17 歲補廩生，有神童之稱。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棄文就武到濟南上書山東巡撫袁世凱，陳述經武之道，未得賞識。后被薦為段祺瑞記室。光緒三十一年由段保送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就學。學成回國，先后任段祺瑞軍事參謀、總參謀等職。

民國初年，徐樹錚位居要津，叱咤風云。先后任軍學司司長、軍馬司司長、將軍府事務廳長，民國三年(1914 年)5月，徐樹錚任陸軍部次長，年僅34 歲，為次長中最年輕者。袁世凱帝制失敗，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為國務院總理，徐樹錚復任陸軍次長兼國務院秘書長。在府院之爭中，他同內務部長孫洪伊被先后革職。張勛復辟后，徐隨段討張，后馮國璋任總統，段祺瑞復任總理兼陸軍總長，徐樹錚任陸軍次長兼西北籌邊使，升為上將。在馮段之爭中，徐為段穿梭奔波，他一方面假參加歐戰之名，向日借巨款，編“參戰軍”，為段擴兵爭雄;一方面組織“安福俱樂部”，包辦選舉，成立安福國會，以強固段之政權。

民國八年(1919年)，徐樹錚任西北籌邊使。歷經5個月的周旋，外蒙取消自治，孫中山電賀其成就可與傅介子、班超相比。民國九年(1920年)，直皖兩系軍閥斗爭激烈，他被免職，任遠威將軍，留北京代職。直皖戰后，段祺瑞下臺，他被指控為“十大禍首”之最通緝拿辦，借日本使館之助逃到天津，后潛入上海英租界內匿居。

民國十年(1921年)，孫中山以非常大總統名義在桂林組織大本營，計劃北伐討直。此時直奉兩系矛盾日趨尖銳，孫中山聯合段祺瑞、張作霖組成三角同盟。徐樹錚代表段祺瑞于次年初赴桂林與孫中山晤談，主張孫、段、張三方聯合成立全國政權，反對直系軍閥政府。

民國十三年(1924年)9月，盤距在江蘇的直系軍閥齊燮元為奪取被浙江的皖系軍閥盧永祥控制的上海，爆發了江浙戰爭。徐樹錚任浙滬聯軍總司令。皖系失敗，他在租界的寓所里被支持直系軍閥的英國人拘捕，并強迫他乘英輪去歐洲。在途經香港時，直奉戰爭結束，段祺瑞被推為臨時執政，徐獲得自由，被任命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遂率考察團15人，先后考察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德國、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荷蘭、美國、日本等12 個國家。在考察法國期間，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徐樹錚電致挽聯。

民國十四年(1925年)12 月11 日，徐樹錚考察結束回到上海。段祺瑞以京津局面混亂電囑其暫緩赴京，但他認為考察回國，理應復命，即赴京。復命后，于12 月19 日晚乘專車離開北京南下，途經京津間廊坊車站，被馮玉祥部殺害，時年四十有五。翌年，歸葬故里，有《建國銓真》、《視昔軒文稿》、《兜香閣詩集》、《碧夢庵詞》等著作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