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以往的歷史課本上，總是把一個王朝的滅亡，叫亡國。因而也常發亡國之嘆。一個王朝亡了，那不是別人的原因，都是自己的原因。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早就說了。王朝到了亡了的時候，往往都是活該。因此，亡國之嘆不成其為一嘆。是自作多情，也屬于濫情。一個置人民死活于不顧的王朝，不該亡嗎？

我現在認為，北宋的滅亡就活該。而且，我冒昧猜想，蘇東坡也是北宋的掘墓人之一，是亡北宋的功臣。

具體地說，是他巧妙地派出了高俅這個無賴雜種，加速了北宋的滅亡。蘇大學士，可能在歷經宦海、特別是什么“烏臺詩案”那類下流的文字獄迫害知識分子的諸多案件后，悟出了什么。世上最下流的罪，就是“因言獲罪”的罪。這種只有流氓才想得出來的下作的罪名，沒法不讓人的忠誠轉向叛逆，沒法不讓忠臣轉業為叛徒。于是，蘇東坡咬了咬牙，做出了一個震撼古今的重大決定，而又不著痕跡。高手！一首結結實實的曠古好詞“大江東去……”呀！

早年間，我看《水滸傳》，以為里面的高俅是文學人物，更以為說他是蘇學士的書童也是虛構。近看南宋王明清的《揮麈后錄》，大驚。其中說，“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原來竟是真的。

王明清(1127年-1202年)，字仲言，汝陰(今安徽阜陽)人。自幼繼承家學，酷愛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蔭入仕。乾道間奉祠山陰。淳熙十二年(1185年)主管臺州崇道觀。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任寧國軍節度判官。五年通判泰州。與尤袤(字遂初)、陸游(字敄觀)、李燾(字仁甫)等有過交往。王明清以博聞洽識著稱于世。其中在以詳記史事為主的《揮麈錄》及《玉照新志》中，他不僅能夠繼承北宋傳統筆記的編修體例及其記事特色，而且還能憑借博聞強識的自身優勢，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采取存錄基本文獻史料、注重匯聚當時諸多人物及事件的記事方法，主要用來補足處在南北宋之交時的史料史實不足。

這樣重量級的人物，寫出的書當有可信度。另外，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紆，而曾紆的父親就是蘇東坡要贈高俅給他的曾文肅，這樣看來，這段史實大體應沒問題。

1093年年底的時候，“烏臺詩案”雖已過了14年，但蘇東坡的政治環境依然沒有改善。他絕望于新黨，于是，這一年，他主動要求下放到地方，去中山做知府。臨走時，在朝廷里埋下一顆定時炸彈。56歲的蘇東坡看透了北宋，他希望北宋亡掉。從1061年(嘉祐六年)，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也就是說，他25歲進入中央機關工作，到現在30多年了，他見的北宋的壞事太多了。所有補天的理想都磨光了。他不得不狠。

高俅(？—1126)，是他身邊的小秘書。其最大的才能不過是“草札頗工”以蘇東坡的慧眼，對他的人品不會一點也看不出來，且他來時，就是因為種種無賴行為而被父親趕出家門的。高俅的表演即使再精湛，也不可能全部逃過蘇東坡的眼睛。或許，大學士看中的就是他的奸。選中了他去充當行刺北宋的殺手。

蘇東坡笑容可掬地，把高俅當一件寶貝送給了曾布曾文肅。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的同父異母弟，這時剛剛從地方上調回皇帝身邊。把高俅送給他，就是因為他離皇帝近。曾布因與蘇東坡有過密交往，很可能早就看出了高俅的反革命本質，于是，謝絕了。蘇東坡收回了笑容，但并不死心，他又把高俅送給了另一位朋友王銑。王太尉沒管那么多，收了。蘇東坡神秘地笑下，到中山上任去了。

亡國大戲上演了。《揮麈錄》接著描寫——

這王銑不是外人，是神宗的妹夫，端王的姑父。高俅離最高層只差一步之遙了。

有一次，王銑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禮。忘說了一件事，高俅除了“草札頗工”之外，足球也踢得好。那天，他在端王府看到國腳趙佶趙端王的球踢得有點臭，忍不住在旁邊做了一番足評。端王一聽，有見地，且是高見地。于是，當即決定留在身邊做文體秘書。

不久，端王即位成了徽宗。高俅一路飚升，方法是“上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為三衙。時(劉)仲武為邊帥，上以俅屬之，俅競以邊功至殿帥。”《宋南渡十將傳》卷一。也就是本來無功，硬派到劉仲武身邊做副帥，然后把劉的功粘貼過來。這樣就殿帥了。

高俅做了殿帥，并沒有縱恿干兒子去搶林娘子，也沒有制造后來的什么白虎堂冤案。他只輕輕地做了一件大事，北宋，大北宋便稀里嘩啦了。這就是瓦解軍隊，替蘇東坡，也替宋江，更替完顏阿骨打、金兀術。

《靖康要錄》載：“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謹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然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茍衣食，全廢校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

這道奏本講的是高俅的罪行，說他利用職權，竟敢把軍營的土地開發成個人的高檔別墅，軍事重地內建成了開封城里第一違章建筑。同時，還把官兵們當成自己的工程隊，給他家的別墅做豪華裝修。士兵有沒有作戰能力無所謂，可以花錢雇人替他們軍事訓練，只要陪他玩就行了。此外，他還經常勒索官兵，為滿足他的索賄，官兵們軍餉不夠，還要搞點多種經營。

同時，為搞垮軍隊，高俅他做了大量的花架子形象工程。他治軍，不在武功本身，而是重在文體。主要是大開運動會、聯歡會。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高俅主持的軍隊爭標競賽很有看點，“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爭標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爭標競賽，也要搞出“旋羅”、“海眼”、“交頭”等各種花樣，頗為熱鬧。威武之軍隊，竟成文工團歌舞團。二逼皇帝宋徽宗看了，大嘴咧到了耳根子。

經過高俅這樣多年的努力，軍隊終于“紀律廢弛”、“軍政不修”，成為“人不知兵，無一可用”

但宋徽宗哪里聽得進去這樣的奏章？當年，金兵就渡過黃河，直逼東京開封，高俅的以“神鬼、雜劇之類、吹吹打打、旋羅、海眼、交頭……”為能事的軍隊哪里抵擋了虎狼之師？

高俅和徽哥的選擇就是一個字：逃！

先是逃到泗水，后又稱病回到了開封。不久，因病醫治無效而死。他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而這時，蘇東坡已含笑九泉26年了。他的微笑里當有多少對老秘書的感謝？我的論點也非完全荒唐，史載，高俅得勢時，經常照顧老首長的家庭生活。《揮麈后錄》說：“高俅始終對蘇軾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蘇學士獎拔之情，每當蘇軾的子孫親友來京師時，高俅都要親自撫問，贈以金銀財物，以周濟其貧。”如蘇東坡像楊家將、岳飛那樣愚忠大宋的話，怎能對高俅的所作所為不做規勸，他可是在當年連皇帝都要勸的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