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大墓被發現、發掘之際，想起了“割發代首”的故事。拉來一議，說是趕時髦也罷，說是有感而發也罷。

割發代首一事，從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引的《曹瞞傳》，到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都有記載或渲染，說明確有其事，只是立場與態度，《曹瞞傳》與《三國演義》不盡相同。前者只是客觀描寫;后者則有明顯貶抑，重在說曹操狡詐。其實如果不帶偏見，很難得出這一結論。倘若不信，且讓我們還原一下那段場景——— 不妨以《三國演義》第十七回潤色的為準。

建安三年夏天，曹操親率大軍，兵發宛城討張繡。此時麥子已熟，但老百姓恐于兵亂，不敢去田里收割。曹操于是下令：“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并皆斬首。”有了最高指示，誰也不敢拿腦袋開玩笑，官軍皆下馬以手扶麥，小心翼翼地走過麥田。然而下令者本人卻沒有下馬。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時，地里倏地飛起一只斑鳩，曹操的坐騎受到驚嚇，竄進了麥地，踩倒了一片麥子。曹操隨即叫來行軍主簿，令其按規定治自己的踐麥之罪。主簿一聽，忙說：“丞相怎么能夠治罪呢？”曹操這時便講了一番豪言壯語：“我制定的法律，我自己卻違犯了，這樣怎么服眾？”一邊說著，一邊還真的拿起佩劍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劃。

眾人一看，趕快攔住。這時謀士郭嘉道：“《春秋》上不是寫著么：法不加于尊。丞相統率大軍，豈可自戕？”曹操仔細一想，才說：“既然《春秋》上說過了，那我姑且免死。”于是用劍割下一綹頭發，算作自我懲罰。《三國演義》中“有詩為證”：“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起初曹操在制定不準踐踏麥田的軍法時，有沒有將自己考慮在內呢？無非兩種可能：一是連自己也計算在內了，但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去踐踏麥田;二是沒將自己當成其中的一員，軍法只是對著別人的。從后來事情的發展進程看，曹操無疑是“親自”在內的，否則他在馬踏麥田之后，就裝聾作啞不吱聲了，何必又要抹脖子又要割頭發的？可見曹操還是一個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領導干部。

然而，恰恰是制定軍法的人，帶頭違反了軍法。這一來，就有了好戲看。曹操說話算數，堅持按原則辦事，不管是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就讓人來對他執行死刑。可是那個負責執法的主簿不干了，他說：“丞相怎么能治罪呢？”在主簿看來，法律只是對著下邊的，“刑不上大夫”嘛。領導制定法律，是要下屬來遵守的，領導只是監督、檢查而已，根本不在范圍之內，你讓我怎么執行？你看這個馬屁拍的！

此時的曹操，如果就坡下驢，見好就收，也就罷了。他偏不，還振振有詞、慷慨激昂地說：“我制定的法律，我自己就應當遵守！”說得興起，干脆拔出佩劍，就要往脖子上抹。眾人一見，趕忙奪下。這個情節，曹操入戲有點深了。

既然有人替你找到理由，你阿瞞也就不必太較真了。假如大家都不睬你，你那個劍是砍下去還是收回來？我猜這個曹操，早已將人間世故揣摩得透透的：任何時候都不乏奉承上級、關心領導的人物。這一劍用不了靠近脖子根，保準有人前來奪劍求情。于是乎，曹丞相的這個動作就做得惟妙惟肖又栩栩如生。

在眾人勸解之下，曹操取消了自殺的念頭，但也不能就此罷休啊。曹操不愧為天下梟雄，來了個割發代首，既孚了眾人，又罰了自己，兩全其美。

注解《三國演義》的毛宗崗父子看到此處，大罵“奸雄”：好你個曹操，死刑你就這樣給免了！其實不然。一個最高領導者，要做到以發代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割發在古代是一種“髡刑”，因為古代人都是長發，用簪子固定，而有身份的人，更是將頭發看得重要。這種髡刑雖然對人的身體沒有多大妨礙，但卻造成了精神損傷，可以稱之為靈魂拷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