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對于中國和世界歷史相互關系的認識，通常從康熙時代開始，便會陷入兩個相關的“歷史錯覺”。

錯覺之一，認為康熙是清朝最有作為的一位封建帝王。如果把中國的大門關起來看，的確是這樣，康熙很有作為;但如果把康熙放到當時的世界范圍內去看，則另當別論了。評價一位決定和影響國家命運的歷史人物，不能撇開他所處時代的世界發展潮流這個參照系。康熙在位長達60年(公元1662—1722年)，正處于17、18世紀之交。這一時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遙遠的歐洲，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孕育了工業革命。對于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這場歷史性巨變，反應靈敏與遲鈍，可以舉出一例來進行比較。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五月，和康熙同時代的沙皇彼得一世，正在北方海邊荒灘上搭建一座小木屋，他要在這個小工棚內住下，親自指揮大批勞工在涅瓦河出海口的三角洲上建造一座“開放口岸”，以大量引進西歐列強自工業革命以來所取得的各種先進成果。

相比之下，康熙對于歐洲工業革命的反應則顯得有些遲鈍了。雖然中國與歐洲相距遙遠，但歐洲工業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利瑪竇、湯若望等一批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康熙登基后，似乎對西方科學知識饒有興趣，他本人曾專心學習，但卻沒有把他的個人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這表明，西方傳教士們帶進中國來的歐洲工業革命信息，并沒有激活康熙的變革思想，遺憾莫大于此。

錯覺之二，認為中國在“康乾盛世”時仍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持有這種看法的人，至今仍大有人在。其實，這是中國人在長期閉關鎖國環境中滋長起來的保守自大的“優越感”。它離開了當時的世界發展潮流看中國，沒有看清本質。康熙不能把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個人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同這種保守自大的“優越感”直接有關。正是這種保守自大的“優越感”，使中國吃盡了西方列強和東方近鄰日本侵略者的苦頭。

中國近代史與世界近代史之間這200年“時間差”，一旦被落下，中國用加倍的時間去追趕也難以趕上。中國最近幾十年改革開放取得飛速發展，其實仍然處在這個“追趕”過程中，且慢說我們即將成為“老大”或“老二”，那將形成新的“歷史錯覺”。

康熙在位期間真可謂勵精圖治，坐穩了大清江山。雍正是個過渡，在位13年。乾隆在位又是長達60年。康、雍、乾三朝，的確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時期”。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國“醉酒時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煬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在宮里天天錦衣玉食，古玩字畫玩得膩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樂而忘返。他每次南游，陸上車輿，水中龍船，浩浩蕩蕩，綿延百里。沿途官員搜腸刮肚，想盡點子，各獻珍奇，竭力奉迎。

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銀子、挨鞭子。“乾隆皇帝來一趟，一年勝過兩年忙;官員搜刮兇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乾隆皇帝樂不可支，江南百姓叫苦連天。清朝最大的貪官和珅就出在乾隆身邊，這毫不奇怪。統治者被自我滿足的“優越感”麻痹了神經，聽不見時代洪流的怒濤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滾滾向前，漠視民間疾苦，聽不見底層百姓的種種訴求，對貪官污吏的深惡痛絕，不能自覺地把除弊革新作為常態化的治國之策來實施，于是開始積累社會矛盾，以至積重難返，走向崩潰。

從康熙登基到道光年間爆發鴉片戰爭，時間相隔178年。說短不短，說長不長，相當于康熙三個“任期”。對于晚清遭受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軍國主義不斷入侵，清王朝一敗再敗、不可收拾，清政府一連串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局面，康熙當然已經不會知道。但事情的起因，卻是從康熙時代就已埋下的伏筆。

道光年間爆發鴉片戰爭，中國被英國侵略者一拳打翻在地，“拳擊場”上并沒有“裁判”站在身旁讀秒數數，等候清王朝直起腰來應戰，或是當眾宣布“不能再戰”。于是，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侵略者的一套“組合拳”接連打了過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沙俄入侵東北、英軍入侵西藏……直打得清王朝氣息奄奄，任人宰割。清末，慈禧太后把偌大中國敗得精光之后，在萬般無奈之下，被逼以光緒帝的名義頒布所謂“新政”。但這時狂飆已起，山雨已來，危樓嘎嘎搖晃，傾覆只在旦夕之間，嗚呼哀哉，一切都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