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起義事件后，咸豐皇帝算是遭夠了罪，白天黑夜地翻過來忙，都覺得時間不夠。更讓他覺得晦氣的是，花了那么多力氣，成效卻越來越低。既然這樣為何不肯重用曾國潘呢？

咸豐以夜繼日的忙，結果前線送過來的奏折，不是說這里讓人給捅了一刀，就是說那里挨了一棍，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擊，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贏了，直到曾國藩的崛起。湘潭大捷點開了喜慶的炮仗，然后岳州、城陵磯，甚至是武昌克復的捷報都接踵而來，讓人幾乎有應接不暇之感。那情景，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著就要轉運了。

原來人生也可以充滿著溫暖！要說在籍官員辦理團練的不止一個，包括曾國藩在內，合計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國藩，沒有一個整出樣子，不是半途而廢，就是銷聲匿跡。曾國藩成了今年的主打款，一眾官員中，就數他最帥，帥得一塌糊涂，帥得無邊無沿。依稀還記得在京時，這家伙跟打了雞血一樣，拼著命往上遞意見書的情景，也幸虧當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現在縱使能收到禮包，也得落下一個不會用人的惡名。顯然這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趕緊用，重用。

盡管曾國藩當初出任時，有言在先，守孝期間不接受獎勵或升職，但咸豐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撫一職，并賞戴花翎。署理的原因，就是考慮到曾國藩尚在守孝期間，一旦守孝期滿，代理即可轉正。然而僅僅七天之后，咸豐又急匆匆地收回了這一任命。具有戲劇性的轉折出現在一次君臣談話之后，談話的主角，一個是咸豐，另一個是軍機章京彭蘊章。軍機章京不是軍機大臣，說穿了只是軍機處的文書，專門幫著軍機大臣們抄抄寫寫，比如王鼎案中那個給穆彰阿通風報信的陳孚恩，就是軍機章京。由于軍機章京實際參與了機要，所以也被稱為“小軍機”。

彭蘊章的詩文很有些名氣，一輩子寫了很多書，若是一本本碼起來，比他人還高哩，然而此人有學問歸有學問，卻是食古不化，在政務上迂腐得很，是一個“有學無識”的典型。咸豐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發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沒指望從這個木訥的小軍機身上得到什么高見。咸豐說：“你想不到吧，曾國藩這么一個書生，竟能建成奇功。”彭蘊章當然也是書生，這話聽了足以讓他渾身醋味兒亂冒。

于是來了一句：“曾國藩不過是前禮部侍郎，一個老百姓罷了。小小老百姓，在鄉間竟然能夠一呼百應，隨者以萬人計，這恐怕不是國家之福吧。”就是這么不陰不陽的一句話，讓咸豐臉色大變，沉默了很長時間。很多人將咸豐的防范心理歸結于“滿漢藩籬”：曾國藩是一個漢臣，一個漢臣具有如此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手中又掌握兵權，對滿族皇帝當政的王朝來說，當然不是什么好事。

應該說，有這個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漢臣掌兵權并非沒有先例，比如橫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將岳鐘琪就是一個典型。當時雍正任用岳鐘琪，謠言滿天飛，僅雍正自己收到的舉報信就滿滿一筐，說他是岳飛的后代，要替祖先報“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沒有予以理踩。

其實很多時候，忌誰不忌誰，跟出身沒有多大關系。康熙時期的鰲拜(滿八旗)，雍正時期的年羹堯(漢八旗)，誰是純漢臣？他們的下場可比岳鐘琪慘多了。因為是漢臣，就想著要給對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這些清代皇帝了。其實在曾國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手握兵權的湘軍將領，不照樣得到咸豐的信任重用，還被授之以安徽巡撫？

這件事應該說是個案，其中彭蘊章的話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他抓住了兩點，一是咸豐已經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個什么“秀全”來跟他搗亂，二是咸豐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戰略地位，認為它的作用和價值還遠在廣西湖南江西諸省之上，潛意識里就不愿將如此重鎮輕授于人。

在咸豐眼里，曾國藩與江忠源雖都出自于湘軍，但兩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將，任務就是打仗，曾國藩卻有號令一方的作用，他舉辦湘軍的時候，雖有個湖南幫練大臣的名義，其實是赤手空拳，憑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一個攤子呢？如果讓他長期據守湖北，誰又能擔保他不會黃袍加身，成為下一個“曾秀全”？

咸豐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咸豐決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國藩為兵部侍郎，專辦軍務--反正打仗要緊，就是讓你當湖北省長，估計你也沒那閑工夫。可話不是這么說的，咸豐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國藩的疑惑。在從其它渠道得知個中內幕后，他的心頓時就沉了下來。

在這種內亂頻繁的情況下，要趁機跳出來自己做皇帝的人估計不計其數，足以讓你防不勝防。人心之復雜難測，是誰都說不清楚的一件事，因此咸豐就對曾國藩不太放心，而且這種心理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消除。